「我的生命就像被遺棄一樣。」

A先生原本是非洲烏干達一名律師，輾轉之下在2004年來港尋求庇護，目前已獲港府批出免遣返聲請，有待聯合國安排移居至另一個國家。拋下家鄉親人，一個人飄泊到這座國際大城市，卻發現這裏對難民和生命的價值都不似預期。

在第五波疫情，加上嚴苛的防疫政策下，令社會出現搶購潮。超市的一片狼藉，卻令社會上「隱形社群」在生活面對的難題無所遁形。搶購潮推高物價、減少選擇，最切身的「下游」供應中斷，再加上不少機構疫下停運，令「上游」的支援應對從缺，難民面對買不到糧、求不到助的處境。

免遣返聲請者目前每月可獲社署，透過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發放1200元超市食物卡，即平均約每日40元，應付全日膳食開支。在第五波疫情下，A先生經歷到這一幕：「在有限的預算下，當我思考買甚麼時，人們便已在貨架上搶購，當我轉個頭，貨架上已經清空。試想想，只有少少錢、只可去指定超市的人，他會發生甚麼事？他還有甚麼選擇？」

他曾打算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求助，但在疫情下服務社改為在家工作。他指，機構沒有開門 、打電話也沒有人聽。以往他還可以向教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求助，但現在也變得困難，因為不少同樣亦已經關閉。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不知我身在何方，不知我是誰，我感覺到被遺棄，我的生命就像被遺棄一樣。」他說唯有將自己鎖在家內，除了因為無錢外出，他更明白如果感染這個病毒，很肯定不會得到如本地人般的對待，很怕會在醫院輪候等待中死去。

關注難民議題的組織Justice Centre Hong Kong高級倡議及傳訊主任Preston表示，雖然科學上任何人都有機會感染新冠病毒，但實際上卻因為社會現實，令弱勢社群受到的影響不成正比地高。正如當香港人都會發覺防疫政策變得很快，但難民正正很多時不懂得中英文，了解防疫政策也會慢一點。當大家在超市搶購時，他們一時三刻也未知發生何事，反應過來時，可能已經遲了，錯過了時機。

組織呼籲市民捐贈500元以上餘額的八達通卡，讓有需要難民有更多選擇，可在不同超市、街市購買物資，甚至有需要時都可在餐廳解決一兩餐溫飽。另一組織難民聯會亦發起聯署，促請當局立即將「超市食物卡」改用更多雜貨舖和街市都用到的八達通卡發放津貼。

「難民議題其實離我們不遠。」

Preston坦言，自己祖父母也是走難來香港，其實就是40至60年代，當時有超過200萬中國難民因為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走難來香港，他們都屬於傳統語意上的難民，其實很多香港市民都是難民後代，希望市民了解香港難民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根基不短，真實存在在城市入面。「這一兩個星期，香港人非常關注烏克蘭局勢，我們說很關注難民議題、全球議題時，其實我們第一步應先去關心香港的難民社群。」

國際社會服務社上周五回覆《獨媒》指，位於觀塘、太子及屯門的「向免遣返聲請人提供的援助服務」服務中心，由於陸續有職員及服務使用者確診，三個中心由2月8日起只接見已預約的服務使用者，並改用電話代替會面，與服務使用者續約。至於以現金發放的交通津貼及以實物形式發放的日用品支援，職員在電話續約時會了解受助人情況，為有緊急需要的人士安排盡快到中心領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