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各位厚愛，在連登、IG、YT上看見很多關於這個六四33年社會實驗的討論。這個街訪的目的，是希望呈現年輕一代對六四的認知程度，但想強調，認識與否都不是年輕人的錯，而是整個社會歷史教育的責任。反而，在今日香港下，這些受訪者願意在鏡頭面前，表達自己心中所想，無論答甚麼，這份勇氣都值得被讚賞和尊敬，這比起很多成年人來得真摯和真誠。

分享一個小故事，街訪那天其實有段小插曲。有一間學校的老師，看見學生受訪和訪問的內容後，緊張地上前了解，及後再找多一位老師上前，直接衝入鏡頭打斷訪問。老師說，要入紙向學校申請、學生沒有空仍在上課、教育界很大壓力、家長可能會投訴、學生會承受不到……

學生呆在一旁，看著老師和我們在街上爭論。十分鐘，老師也沒問過學生一句想法，就把一個個理由套在學生身上。總的而言，就是不要訪問「我的學生」，但老師最後說道，如果真的要訪問，也請找一些沒有穿上他們校服的學生來做。

中止學生受訪的緣由，出發點是為了甚麼？是因為題材？學校？家長？還是在學生身上，只有老師心中才知道。誰偷走了年輕人的話語權？

壓力這回事，我心想，我當然明白，因為新聞行業面臨的壓力不比教育界少，至少已有不少同業和前輩，現正身陷囹圄。經常吹捧的法治、新聞自由，這些看似虛無飄渺的價值，其實一直都是眾人共同鞏固、實實在在的事。新聞自由的空間，從來都不單止是官方透過法例、拘捕等硬生生的打壓，眾人有沒有共同灌溉、餵養，都會影響這份自由的表彰，例如有沒有轉發假資訊、從崗位中吹哨、尊重專業自主、限制別人的表達等等。

那天之後，我想了很多。我翻開讀物，李月蓮教授一篇《傳媒教育與公民意識》論文提及，很多人誤以為傳媒教育只是教人如何批判傳媒，但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做法，傳媒教育另一重要環節是教導學生如何善用媒體表達意見，並鼓勵他們從事媒體製作，發揮自己的創意。

理想的傳媒教育，應協助年青人領會「傳媒建構現實」的核心概念，可惜的是，現行的傳媒教育偏重如何分析傳媒，未能引領學生面向社會，甚至視傳媒為都立面，過分重視「防疫」和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所謂的「防疫模式」是指，建基於悲觀的科技宿命論，把傳媒視為社會的病灶，消極地認定傳媒無可避免地產生負面影響，但這種假設並不恰當。另一種更普遍的「批判模式」，則着眼引導學生批判傳媒，局限受眾自求多福的個人層面，而忽略了傳媒教育的社會潛能。

文中倡議「社會參與模式」的傳媒教育，提高大眾的傳媒素養，培訓大眾解讀傳媒的能力，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學習運用各種媒體表達意見及發揮監察傳媒的力量。除了要訓練成精明的傳媒消費者外，還要培育有責任感及具備獨立批判能力的公民。

當傳媒的公共空間不斷受到破壞，社會參與模式的傳媒教育就顯得十分重要，對振興公共空間大有幫助。

無論如何，後來跟行家討論，對方提到當日這一幕，老師中斷學生受訪的過程，對學生來說，其實都是一種教育，採用這種直接干預的做法來中止別人的表達，是否恰當？我不知道，但學生看著老師跟人家爭論，會不會誤以為接受訪問是一件錯事？又或自己做錯了呢？學校翌日又會否警告或提醒學生不要受訪呢？不知道，但我想講你們沒有錯，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真誠發表心中所想，比起很多成年人活得勇敢和真摯。

在區家麟博士著作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最後一章提到：「無名小卒，急風大浪中，無著力處，又能做甚麼？在傳媒環境，每一位旁觀者都能提供助力。處身激流中，站穩腳步，堅守所珍重的價值，已是莫大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