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學生不理解，英華女校副校長周小鳳覺得「要用上帝的愛浸死他們」，紀錄片《給19歲的我》記下這句話，令人暖心。但她去年看到預告片後，卻失眠了兩日，心想「會不會太誇張？」提議不如剪走它。導演張婉婷一口就說：「講得咁好點解要剪？唔剪。」上映之後，不少人受這句話觸動，原來很多人認同教育需要有愛。

投身教育34年，她坦言入行時社會穩定、事情有規律，但今時今日一切急速改變。以前在她的課堂，討論國民身份認同，可以即席做民意調查，但現在會覺得是一個敏感議題。她感到很可惜：「如果年輕人在摸索自己的階段，有更多空間交流，我覺得各走極端的可能會減少。」

社會環境轉變，學生不易敞開心扉。她提起，2019年最難親近學生，現在社會氣氛看似祥和，但師生的內心依然有種隔膜，不如以前。那年之後，教育界淪為箭靶，成為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談起懷疑人生之時，她不禁哽咽起來，祈盼有更多人主動鼓勵老師，因為裨益必然是下一代。

英華的文化

人稱「小鳳老師」的周小鳳，是英華女學校副校長，也是英華的師姐。她在1984年畢業，形容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學生，不是風頭躉，有點像《給19歲的我》的「Madam」。片中「Madam」由內地來港，用功讀書，無人逼迫都會自動自覺溫習。但周小鳳不是來自內地，而是在香港土生土長。

當時她住在水街附近，家境不算貧困，但當時的社會，父母大多教育水平不高，家中又多小朋友。「其實畀唔到太大支援你，好大程度你間小學係點，你就係點。」她在一間非常普通的小學就讀，英文不算很好，升上英華後，體會到「Madam」所講，那份過渡。

起初上課，她只聽得明兩三成英文，從老師手上接過的英文作文，紅筆字多過藍筆色，她要比別人努力，直至高中才慢慢適應。

這令她想起，英華昔日由傳教士創辦，既有半山的千金小姐就讀，也會接受丫鬟入學。30年代，港英政府立例禁止蓄婢，變相有多婢女被遺棄。傳教士於是承擔起照顧她們的責任，讓她們在英華讀書吃飯。「這就是我們的背景，有來自很卑微、甚至很艱難的人，同時又會有很富裕的人，包容性很大。」

但她說這裡的人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喜歡炫富。她記得「世界船王」包玉剛的女兒，在英華讀書時，不會將私家車停在門口，反而會提早下車，再步行入學校。「我們的文化，就是大家都得到一個公平受教育的機會。有財富不代表有地位，大家都要互相尊重。」

放手與抓緊

所以她在這套紀錄片，不單止看見學生的成長，其實也勾起昔日的回憶，甚至自己的影子。其中有一幕，拍下舊校舍禮堂，她會想起從前老師分享的時光、很多團體一起玩的日子。清拆前最後一個早會，她還哭了出來。

但她記得，曾經有比她更年長的校友回校參觀，卻很豁達地接受「啲嘢唔同晒」，使她突然醒悟：「原來上一代人，要放低自己寶貴的回憶，才可讓下一代人，擁有新的發展空間。上一代人需要Let go，下一代人先有空間。」

「係啊，我今日幾唔捨得、覺得有幾多美麗嘅回憶喺度都好，我都要Let go。如果唔係，新一代就唔會有新嘅空間。」

在片中，她最珍惜的，是各人的真摯。「原來這班小朋友在鏡頭面前，可以很真誠地表達他們的喜惡與哀傷，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有幾幕，她更看得難過。其中一位學生「阿佘」一直融入不了同班同學當中，也會被同學流言蜚語，不少畫面影到她抹眼淚。

周小鳳記得，有一幕影到「阿佘」一個人在家中吃飯，家裏環境看似不錯，但很多時候就只見「阿佘」一個人，「一個咁細嘅細路，點解咁冷清食飯？很悲涼、很孤清。佢喊的時候，我覺得佢好寂寞。我作為老師，我都唔知佢曾經咁悽涼。」

放榜那天，很多學生都有家長陪伴，共同面對這個人生時刻，但「阿佘」又再次只得自己一個。她打電話入教員室想找老師，但找不到，轉身扯著自己的衣領走出來，一臉徬徨。「佢主動seek help、呼叫I want to get help的時候，但無人回應到佢。佢最需要人幫忙時，就只有自己一個。」

「好想親近當時嘅佢，但我們已經錯過咗。」

選舉的意義

片中也記錄了學生會選舉的過程，更捕捉周小鳳在點票結果出爐後，班房內鏗鏘有力地向同學解說選舉的意義。她表明很認真看待這場選舉，希望同學明白公民的責任，學會選擇，也要學習不被選擇，日後遇見選民，要多謝對方。

她說，每年學生會選舉後，都會跟學生檢討。「選舉有贏有輸，有人開心得抱頭痛哭，也有人因為落敗黯然神傷，當下他們很有情緒，作為指導老師，我不想他們因為輸贏，從此棄絕這個制度。所以那一刻，我要說一些振奮人心的話。」

事隔多年後，她坦言第一次看到這個片段時，大感錯愕，原來曾經講過這些話，很坦白說，如果今天再有鏡頭拍著，未必如此暢所欲言。不過，她仍然認同當初那番話，也認同學生會選舉對於學生的意義，重要且深遠。

「選舉可以好公平、公正、公開。學生對於選舉制度能否有信心，在乎我們如何組織這場選舉。由設不設門檻給候選人、候選人如何介紹政綱、答問大會的安排、到點票的每一個細節、投票站如何營運、點票是不是透明、公開選舉結果是否迅速。我們在每一個細節都用盡努力，令到公平、公開、公正。」

她記得有一年選舉，投票時間即將結束，有位學生因為看守票站而忘卻投票，問及能否酌情處理。她表明「不會因為你，延遲一分鐘關票站。」對方唯有一枝箭似的奔去所屬票站，事後亦多謝她：「沒有因為我是工作人員，給予我任何特權，令大家相信選舉是嚴謹的。」

十年過去，她不再是學生會的直屬指導老師，交過兩棒，但仍是學生會的顧問。英華仍有學生會，但這幾年因為疫情，選舉減少、上莊人數也減少。「現在多數只有一支莊，其實不是一件好事，有競爭先看到選舉的意義，多樣性要保留下來，讓大家有得揀。」

港大政治學出身的她，希望退休前，會再次看見有競爭的選舉。

為這代人做個紀錄

《給19歲的我》可貴之處，不單是真摯地呈現，千禧一代青春的鬱結和成長，更是呼應現實社會的變幻，昔日共同信守的價值。

她形容導演張婉婷「唔係高高在上，你要畀我影，佢係追住啲細路，當細路拒絕，佢好徬徨，問我們點算。試想想，佢已經係國際級導演，卻紆尊降貴、低聲下氣，放下身段。你作為佢嘅師妹，你都會看在眼內，」

「你覺得佢做緊一件好有價值的事，而佢做這件事，不為私心，佢係想幫這代人做個紀錄。如果我幫到佢，我都唔會介意。因為多年之後，這會是一個時代的印記。」

因此對於拍攝內容、剪輯部分、片中一切，她直言「我們無得話事，我們相信婉婷的選擇。」直至去年7月，她才觀看得到幾分鐘的預告片，同年11月校董會才第一次觀看製成品。

「用愛浸死他們」

那時候，她才第一次看見自己對著鏡頭，信誓旦旦「要用上帝的愛浸死他們」這句話，嚇了她一跳。「我問婉婷，可不可以剪走它，好誇張，自己聽完都滴汗。佢說唔得，講得咁好點解都要剪，唔剪。咁我尊重佢，呢個係佢嘅心血，如果人人都一句阿吱阿咗，咁唔使剪啦，套片就會變得不倫不類。」

話雖如此，但她仍有兩晚睡不著：「睇完嗰句說話真係好驚，人哋會唔會覺得我好誇張？」女兒出動安慰：「放心啦，你自己覺得有嘢姐，兩日後就無人記得啦！」後來她想通了，可能只是自己將自己放大，不要放大自己，就能放下執著。

說出那句話，是因為她覺得，現在所做的一切，即使學生沒有明言接受與否，但他們的內心都會明白的。「我的經驗是，當你用心去愛，好少人會感受唔到。他們一定感受到，他日長大了一定會百倍奉還，多謝你。」

當學生不受落，開始想擺脫攝製隊，令拍攝陷入膠著時，她就這樣鼓勵張婉婷，「盲目地、持續地付出愛。那一刻，你無可能同佢哋計、佢哋會不會明，你只能相信佢哋會明。」

結果上映之後，不少人記得這句話，反映的是「原來大家咁珍惜教育當中的愛，大家都好想有呢樣嘢。」觀眾的反應，令她和一眾教育工作者感到很鼓舞。

懷疑人生

她覺得很幸運，因為這套片讓昔日的學生再次聯絡她，多謝她曾經的相伴。「你一直做都不知結果會點？間中都會懷疑人生。但這套片讓我收到一些正能量，就好似派成績表給我，讓我得到確認，很鼓舞。」

「因為很多時候，你不會當下見到學生有很正面的回應，更多的是拒絕，甚至有種疏離的感覺。你會很懷疑，是否我滋擾了他們？不受他們歡迎？不被接納？尤其是負責行政工作之後，處理棘手事情比接觸學生多，有時都會問自己，點解我要做老師？點解我要做呢樣嘢？日日處理棘手事情，真的會懷疑人生。」

「如果我可以感染曾經受過老師恩惠的人，返轉頭多謝老師的話，我會覺得很值得。」

說著說著，她哽咽起來。「因為有很多好好的老師，做了很多很多，都會懷疑人生，真係會好攰。最想做老師的人一定不是為了錢，最想回報的是生命的成長。」她覺得如果有更多人主動鼓勵老師，裨益必定會是下一代。

進入心扉

談起懷疑人生，這幾年多的是。她坦言，今天社會環境變得複雜，學生不再容易敞開心扉。她提到，2019年要親近學生，歷來最困難。「自己會多了顧慮，不知道他們如何理解、解讀自己的說話，說話會思量，自然有隔膜。當大人都有壓力時，小朋友當然也會有壓力。」

她覺得現在的社會氣氛看似祥和了，但師生的內心依然有種隔膜，氣氛不如從前，「無以前咁容易講心事，就算講都會過濾了。」

最明顯的分別是，以前在校園講不同政見的空間會較大。她記得，以前在她的課堂，討論國民身份認同，可以即席做民意調查，看看大家的選擇和原因。當時有學生認為，外國人覺得香港有獨特性，因而認同自己是香港中國人，但又有同學說，真實經驗是外國人一概覺得東方人全是中國人，不理來自何地。

「我覺得當時的對話好真誠，學生可以將自己的經驗分享，敢於表達他們不同的看法。但現在你會覺得這是一個敏感議題，大家不會太願意講自己的立場，也不敢質疑對方。整個交流和互動都不同了，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年輕人在摸索自己的階段，有更多空間交流，我覺得各走極端的可能會減少。」

看見孩子

「就當是一種磨練。」

她在1988年開始做老師，1995年重返英華女校執教，數數手指已經34年。早年教過經濟與公共事務科、經濟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近年教過通識科，明年新學年開始，教育局要求初中全面推行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她也會接下這個燙手山芋。

回想起入行時社會穩定、事情有規律、學生很獨立，她認為今時今日，所有事情急速改變。「所以你會懷疑自己，但你要選擇不要停下來，要追上這個時代轉變、適應它。」作為老師，她覺得可以主動一點，與學生建立信任。

她打從心底覺得，教育應該賦予一個人更廣闊的胸襟和視野。她希望這個教育制度看見人的需要，而非很多劃一的要求，讓學生得到信任和力量，面對往後的人生和挑戰。「最想呢個制度能夠看見孩子。」

「我不知女兒認不認同，但我會給她空間。」她有一個女兒，自言不是一位虎媽。由學校走入家庭，她同樣覺得需要提供空間、指引和愛，才會令一個人成長。談到女兒，她總是甜絲絲又自豪地說，二人的關係「super close」，大家會感激和珍惜彼此的存在。如今女兒已經26歲，她也要接受女兒即將離開自己。

從「小鳳老師」身上，她在不同時候，無論是禮堂清拆、課堂討論、抑或女兒之間，都流露一份Let go精神，覺得要適時放手、給予空間。因為從《給19歲的我》看見，那幾名女生無論有何鬱結和經歷，他們的生命力總是頑強，甚至比成年人強壯，很多時只需要對年輕人常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