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Madam訪問，她第一句就形容自己是一位受爭議的人，未知訪問她的傳媒能否承受得起讀者的輿論壓力。皆因她在紀錄片《給19歲的我》中，表明想當一名警察，經歷2019年社會運動，警方所作所為備受爭議，她擔心親友受壓，最後決定不做警察。因為顧及親友，放棄自己的夢想；因為輿論壓力，提出對記者的關心，這也是Madam的特質。

很衝擊

她叫羅曉淳，自幼由內地來港，跟家人講潮洲話，考上英華女學校後，用功讀書，無人逼迫都會自動自覺溫習。片中她叫「Madam」，因為她從小到大，志願都是當一名警察。但十年過後，她現在是一位中學老師，教歷史和地理科，也負責學校的升旗隊。

早在2021年底，《給19歲的我》首映前，製作團隊曾經在學校內部放映，Madam沒有空，錯過看片，但校方說：「一定要看完，先可以有首映會。」於是，她找天再回校看片。她記得，那天跟阿佘媽媽一同看片。

「衝擊，第一下當然是衝擊，各方面都很衝擊。」因為她只是記得自己說過要考警察，其餘對國教風波的看法、與警察師姐的對話、跟風紀隊長的不和等片段，通通不記得，「一次過要接受好多嘢。」

最初她以為自己最想刪走「警察」的部分，後來她卻寧願刪走「藺相如」的部分。因為片中有一幕，Madam當上風紀副隊長，處事風格跟隊長不同，於是她以「廉頗與藺相如」來比喻二人的關係，覺得「先國家而後私仇」，要以大局為重，放下自我。

看到這一幕，她說很怕隊長尷尬，因為對方應該沒有想過，她會這樣評論二人的關係，擔心對方介意。同時，也覺得自己有點「中二病」的感覺——「懶自大」。

當時校方、製作團隊和他們有開會，說出彼此的感想，「大家都有不想出鏡的部分，個個都有都想刪走的地方。」導演於是不斷勸勉，師長也排解他們的擔憂，其實很多成長的經歷和感受也是人之常情。「我不知道其他人點樣諗，但我反而覺得，他們也有道理。」而最重要是，她問了風紀隊長，「對方不介意，那我就覺得無咩嘢。」

我想做警察

直至上映，她坦言是有壓力的。「我一定會畀人鬧……而事實都是……」

這幾年的社會事件，滿地綠色的防暴警察、漫天催淚的彈藥橫飛，仍然烙印在香港人的腦海之中。「環境的壓力總會有，你知，（想做）警察，是很衝擊的。最初上映，我都有不同意，當時還未能接受到被人赤裸裸地批判。」

對Madam來說，從小想當一名警察，當時的環境卻令她出現焦慮，聽到「警察」這兩隻字，或者「阿sir」、「Madam」這些相關字眼，就算新聞播出甚麼「重案組出動」等，她都會感到焦慮，本能反應就是「熄電視」。當家人問她還考不考警察時，她馬上打斷對方表明不考、不要再提了。

「好似全世界都不喜歡、不支持這個職業，就只有她一人（想做警察）。」

豈料內部放映後，反應不差，並沒有像她預期被人破口大罵，甚至有觀眾支持她追逐自己的夢想，令她開始慢慢面對自己不敢面對的問題。談起警察，以前會「唔好聽」、「唔好講」，有少許否定自己，但「如果我都唔能夠接受自己，條片一出的時候，啲人又如何接受我呢？」

《給19歲的我》上映，倒過來推她一把，面對這幾年一直逃避的問題，由不想跟人討論，到自己不再逃避，甚至她現在已經夠膽再說一次：「我會考警察。」

她回想，最初那幾場映後分享，曾明確說過不會再投考警察，但每一場每一次觀眾提問，也讓她不斷反思內心，「其實我幾不甘心，點解我要就咁放棄，點解個世界變，我就一定要跟著個世界轉，一定要隨波逐流，我不可以逆流而上嗎？」

「我都未試過，可能考完都畢唔到業呢？人哋都唔要我呢？」想著想著，令她覺得「都係想試咗先。」

「試完之後，我做唔到想做的，又或者有嗰個傾向開始變所謂的黑警、做一啲衰警察時，嗰陣時放棄，我先覺得係最適合。現在未做就放棄，都未嘗試踏足嗰個世界，了解自己是否適合，我是否一個好警察，我都未開始，我就放棄，我覺得好對唔住自己。」

「警察是萬能的」

2023年，為何仍然堅持想做一個警察？

她先說：「講完會不會俾人鬧爆？你個媒體會否俾人鬧爆？」

她不是不懂世情，她說不評論現在做警察的人，但單以職業來看的話，她仍然覺得警察「很厲害」、「是萬能的」，走失貓、車禍、和鄰居吵架都是找警察，無論打人還是殺人都是報警處理。「有時都想問大家，幾時會唔諗 call 警察，有咩都會話報警啦。」

「我覺得好厲害，樣樣都涉及，樣樣都要做得好，要求高。我的價值觀是，盡我的能力令到這個世界、令到多啲人幸福啲。我覺得警察呢個職業是會做得到。」由兒時到現在，想做警察的心態和期望，都沒有太大改變，始終覺得可以幫人，可以捉走壞人，世界不是會好一點嗎？

面對批評

進入體制，能否保持初衷？可以帶來多少改變？執法者的言行舉止，這幾年又是否符合市民期望？經歷過香港動盪的人，曾為街頭幕幕痛心落淚的人，未必會認同Madam上述的想法。從紀錄片中看著這班少女成長，共渡香港這十年變幻，對於女生的改變和決定，彷彿都有一份切膚之痛。

面對觀眾的負面看法，Madam坦言：「睇到都會不開心，畢竟無端端畀人鬧。」但她問問自己，如果將來是想做警察的話，連這些評論都接受不了，「咁我點做呢？點去做返一個好警察呢？」

她覺得，有些人相對批判，若根據一些事實說出一些意見，其實都是很正常。「如果我做警察的決定，令到你失望，唔好意思。我未必接受你的言論，但都會尊重。」

沒有後悔

有沒有後悔參與拍攝？

她笑說，中三要揀科、中五要預備DSE，這兩年的拍攝的確令她煩躁，「你一阻住我，我就覺得你跟我作對。」除此之外，就「無乜點後悔」，亦不會讓自己後悔，尤其是她一家對「應承」的觀念很重。

製作團隊在開拍後，曾經問過受訪者退不退出拍攝。當時家人就告訴她「你應承咗喎」，她說：「不要說張通告有沒有法律效力，張通告不重要。個問題是你應承了人家，會拍六年，你至少都要給人家六年。如果之後要拍第七年、八年，你就可以拒絕。是的無錯，我答應了。」

她說，這套紀錄片令她急速成長，走過一段不敢面對自己、很難行的階段。她見過有評論形容她在片中成熟，但她不認同，因為真正的成熟，是影片播出後被批評的這段時間，「我以前好介意別人如何看自己，我成日都想做得好好，想符合所有人的期望，即使是自己不想，都因為別人的期望而做。但現在我已經變了，不再太介意別人的期望，最重要是符合自己的期望。」

今天，Madam打算再次追逐自己的夢想，做一名警察，做一名好的警察。在《給19歲的我》中，有位英華女督察說過無論有甚麼立場，穿上制服後就不應該偏私，做不到就不應該當上警察。片中留下憑證，往後提醒著Madam，也提醒著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