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的職涯規劃很清晰，先出來工作，做五至八年社工，再兼職讀書，考取學位，應該就儲夠年資，憑著學位和年資，升上較高職級的社工，薪金和工作範圍都可以去得更遠。」這是劉家棟原本的十年工作計劃，但就在22歲那年，打亂了。
他是反修例運動中首名被入罪的社工，前年出獄後，試過申請兩份心儀的社福機構工作，一份沒有回音，另一份對方則表明，他的身份政治敏感，要問過上司，再決定能否讓他面試，最終未有成事。
此路不通，他便自己開闢一條新路，做獨立社工，專門協助因社運案件而入獄的人及其家人，讓他們了解審訊流程、陪伴他們面對人生的巨變，但獨立的路不易，無機構的護蔭下，他做不到任何轉介，懲教職員亦未必受理求助，更坦白的說，其實他也是一名新紮社工，經驗不多、沒有上司督導，有求助個案涉及獄中懷孕，他真的不知道如何處理，也只能請教同行。服務的本質，本已受到限制。
另一名受訪者Birdy是一位註冊護士，因為社運案被捕，未審先不被醫院續約。在疫情最高峰之時，她走到檢測中心幫人「撩鼻」，目睹一齊畢業的朋友，現在已經很熟悉病房運作，知道如何收症、如何派藥，但她卻停留在起跑線上，很無奈。
她說，仍然有心、有力、有熱誠，想繼續服務這裡的人。只是倒頭來，這個地方又能否容納，願意為這城付出的人呢？她說，從來都沒有怪過，因為這場運動令她做不到護士，夢未能圓或許只是，政府或外界對政治犯的偏見。
2019年反修例運動，超過一萬人被捕，三年多過去，仍有約6,000名被捕人未完成調查。有立法會議員早前引述警方說法，指將會分為檢控、繼續調查和銷案三類處理，並通知被捕人士，但至今仍未向公眾公布。
他們的經歷，就如冰山一角的故事，大家都在迷霧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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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誌社》聯乘《大城誌》，在地記錄反修例運動被捕者——註冊社工劉家棟和註冊護士Birdy的前路故事。
《大城誌》負責影像部分，《集誌社》負責整理及寫下一個個有淚水與汗水的文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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