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是你在大陸？」母親由大陸來港生活，父親是香港人卻北上工作，一家人處於漂泊之間，關係疏離，既是鮮浪潮短片《眩光》的故事設置，也是導演鍾易澄的真實家庭背景。他記得童年時，爸爸每逢周末，清晨七時帶他參加足球班，看他踢球，之後一起吃麥當勞早餐，簡單卻很珍貴的回憶，是他對於家的朦朧印象。
他在1997年出生，是「被詛咒」的一代，幼稚園畢業遇上沙士，小學畢業遇上豬流感，到大學畢業更迎來反修例運動和另一場疫情。回想沙士時，年紀尚小，他很想認知外面的世界；但這幾年疫情，他反而不想再知得更多、不想再認清這個世界。由昔日對世界充滿好奇，到現在世界與自己無關。他說，這可能就是所謂的成長。
短片以疫情為喻，談社會邁向復常，人們如何面對自己、家庭和身處環境的改變。他想跟兩代不同的香港、不同的自己對話。這幾年，他選擇前往台灣發展。這次回港拍攝，發現昔日一起讀電影的同學，一半已不在行業，一半已經離開香港。這代「被詛咒」的年輕人，人生從沒畢業禮以外，也要繼續面對漂泊和流離。
「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成長」
2003年沙士時，鍾易澄只有六歲。他說，當時不知道甚麼是隔離，只記得父母把他放在親戚家裏幾個月，腦海中零碎的畫面，看不見父母，也看不見自己的家。當時年紀尚小，但他很好奇，很想知道很多事情，很想看清楚外面的世界發生甚麼事。
這幾年另一場疫情，他在台灣讀碩士。身在異鄉，朋友不多，當疫情爆發時，他有幾個月都是自己一個人留在家中。這次隔離，讓他想起兒時的經歷，但發現自己對於周遭一切，感覺早已不同，現在的他，反而不會想知得更多、不會想再認清這個世界很多的事情。
「小時候，常常都會覺得，很想去看這個世界多一點、想認知這個世界究竟發生甚麼事，但不知甚麼時候開始，突然覺得自己，好像不想再認知這個地方很多事情。小時候很想變大人，但到了自己有點大人的時候，又好像不想再變大人，會很抗拒。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成長？究竟一個人是甚麼時候，會開始所謂的成長，令所謂的純真開始改變？我很想去知道。」
兩個疫情，橫跨近二十年，同樣伴隨香港的社會政治大時代。2003年沙士以外，也有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23條立法；這次疫情，也在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的背景下發生。他說：「對我來說，這次疫情，算是宣告香港某一個篇章的結束。」
「我想回望過去，對我來說，家的回憶是怎樣？對於甚麼都不知道、對世界很好奇的時候，純真的我是怎樣？跟現在，我對香港這個地方、對自己的家，印象又如何？我想做一個對話，講對於自身、對於家庭、對於這個地方的回憶。」
面對謊言 如何改變
短片《眩光》以沙士為背景，但重點不是落在疫情，而是社會邁向復常時，人們如何面對自己、家庭和身處環境的改變。片中女生巧晴，疫後上學要填體溫表，她假冒家長簽名被老師發現。媽媽向老師訛稱，是她叫女兒這樣做，因而避過學校對女兒的懲罰。
後來，巧晴撞破媽媽外遇，致電給身在大陸的爸爸，爸爸謊說女兒看錯了。對巧晴來說，成長的經歷，原來是一次又一次的謊言。後來，她為了接近心儀的男生，謊稱自己有近視，戴上粉紅色的眼鏡，走近對方。眩光，既是刺眼的光，也是成長路上跌跌碰碰的真相或假象。
故事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學習面對謊言。鍾易澄說，自己不擅長社交，是一個比較「摺」、比較「毒」的人，從前把謊言看得很重，但後來慢慢認知，謊言在社會必然存在，是一種普世文化，可以「潤滑」群體的運作，也可視為一種工具，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片中每個人代表不同謊言，他不是要批判說謊是對抑或錯，而是想純粹用小孩的角度，表達他們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如何改變自身和成長。「無論是我對世界的認知，還是我身處的地方改變，已經成為必然的事實時，對我來說，那我就必須要學會去面對。」
被詛咒的一代 尋覓被愛
片中拍下一篇課文，講述一家人前往機場途中，看見香港的美麗，最後父母要送別兒子到外國升學的不捨畫面。「靠岸處有幾隻海鷗在暮色漸濃的海面上徘徊，好像找不到落腳的地方。」
鍾易澄說，自己是「被詛咒」的一代，因為他在1997年出生，人生每個重要階段，總迎來香港重要的歷史時刻。幼稚園畢業遇上沙士，小學畢業就有豬流感，剛好他的中學沒有辦畢業禮儀式，而大學就迎來最動盪的反修例運動和疫情。從小到大，他都沒有走過真正的畢業禮。
他跟父母的關係不算親密，也有點疏離，母親多年前由大陸來港，父親是香港人，但每星期都要北上工作。即使媽媽在港，但大多忙於工作。唯一記得是，他小時候喜歡踢足球，爸爸每逢周末回港，就會清晨七時帶他參加足球興趣班，看他踢球，然後再到麥當勞一起吃早餐。這個簡單的回憶，是他很珍視的成長片段，直至現在，他還牢牢記著。
無論是這套短片《眩光》，抑或以往《套子套》等其他作品，他鏡頭下的主角，大多孤獨，希望得到依靠，隱含著一份渴望被愛的感覺。他自言，成長大部分回憶，可能只有「缺席」和「爭執」，原生家庭令他變成一個相對被動的人，不喜歡說話，不會主動追求關注和愛，也不易被觸動，可能不自覺地，在作品埋下自身的投射，潛意識地希望探索關於愛的命題。
動盪過後，他在2020年決定前往台灣發展，升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系碩士。他說，那段時間，留在香港有一種很大的窒息感，不知如何稱這個地方為「家」，想去另一個地方稍稍休息。發生社會運動後，家人有不同看法，令原本已經不穩定的家庭，再湧現矛盾，隨之而來的疫情，更令大家困在一起，逼著面對大家，他很想脫離這個環境。
他覺得，有時候逃避未必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可以讓大家都有一個空間，互相調節自己。這次創作，就像剖析自身的成長變化，追憶對家鄉和童年的情感，希望可以療癒自己、療癒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