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憊的臉容，對話中夾雜鼻水和咳嗽聲，連日密集的採訪和選舉工程，令這位老人家病倒了。香港前區議員徐百弟以72歲之齡，在台灣參選立委。他說，年紀大參選是台灣一個禁忌；老民主派的身份又是一種「原罪」，未必討好香港的新世代；卸下區議員工作十多年，卻走到異地重拾選舉；這位老人，究竟想做甚麼？

曾任黃大仙區議員17年

現年72歲的徐百弟，曾在1994年至2011年當選香港黃大仙區議員，加入過民主黨和支聯會，形容自己是一位老民主派。卸任區議員後，他早在2012年已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不時遊走香港和台灣兩地。直至2020年，經歷反修例運動洗禮，港區國安法醞釀出台，再遇上疫情大爆發，各地封關之際，他才決定長居台灣，申請當地的身分證。

跟其他香港新移民不同，徐百弟本身有華僑身分，只要符合指定的居留年期，就可申請台灣的身分證。一個疫情，讓他成為「新台灣人」，也擁有台灣選舉的投票和參選資格。他在同年成立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舉辦過電影放映，大時大節會籌劃聯歡活動。他出任理事長，也邀來台灣中央大學和淡江大學的兼任副教授曾建元等學者加入。

老派的心跡

移台之後，籌組協會，舉辦活動，但接觸到的新移民家庭、香港青年不算特別多。所謂的老民主派，即是可能會被認為「唔好阻住地球轉」的一群，他說在部分人眼中，民主黨和支聯會的背景，或許是一種「原罪」。畢竟這十年間，香港本土思潮抬頭，加入過的傳統泛民陣營，曾被指稱「賣港」、「大中華膠」等質疑，他毫不諱言，坦率承認。

但目睹香港現狀，他卻打從心底覺得，這班老民主派其實「受害最深」：「我哋嘅人全部被拉晒，受害無限咁大。教協被拆、支聯會被拆，幾十年經營嘅嘢無晒，付出嘅、承擔嘅係最大。有時明明唔係我哋想要嘅局面，但我哋承受晒。」這位老人家，有這樣的看法。他最心痛香港失去原有的政治格局，開放、可發展、可調節的空間，通通消失。

公民團體四分五裂，昔日加入的民主黨，卻在夾縫中繼續留下來。他認為，形勢有進有退，有時候要委曲求全也無辦法，但如果連民主黨都消失，將再打擊港人的向心力。談到身陷囹圄仍繼續發聲的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徐百弟說了幾次很敬佩，「支聯會經常說無畏無懼，她做得到，不是空談，只有佩服加佩服，你做不到，不是咁易做到，你要求別人時，你有沒有辦法要求自己身先士卒、拼死抵抗？」

「我是老民主派，或者無辦法同年輕一代協調，面對現實，盡力而為，做得幾多得幾多。」參與社政事務數十年，看過很多起起跌跌。對於往事、黨派之間，對他而言，誰對誰錯再沒有所謂。他說，很多人在2019年第一次走出來，勇得來，榮譽感也很強，當被政權打倒後，猶如受傷的小鳥，灰心失望、一蹶不振，但他覺得未來不應該灰心，也不應充滿眼淚，可以把他當成「工具」。

把我當「工具」

他現居台灣淡水，獲台灣維新黨邀請，參選今年新北市第一選區立委，為首次有香港人入閘，擠身台灣的立委選舉。一個異鄉人，要爭取上屆同區當選的近12萬票支持不容易。他說在台灣參選，講求政黨力量，要找資源、找關係；相比之下，昔日香港，素人參政、新人上位的機會卻來得較易。

但他希望利用自己是香港人的身分引起討論，讓在台港人凝聚起來，也整合資源，讓香港議題和移台港人的處境得到更多關注，有議論的空間。結果連日以來，美聯社、日本共同社、英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等，各大國際媒體、窺探兩岸關係、中港台三地微妙地緣政治的媒體，也走到淡水一角，聚焦這位老人。香港人的身份，似乎又帶來一些討論。

他說：「我已經是72歲了，選舉結果不在乎，在乎的是一個過程，要樂觀地面對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