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局修例　民選失主導　留案底或被直接除名　社工教授：箝制聲音影響深遠　應尊重每個案處境

先由兩個故事說起。

外展社工在街頭遇上邊緣青年，他們金毛、紋身、煲煙，數算學校的不是，他們不喜歡上學，無法在學校體系找到滿足感。社工跟青年建立信任，把他們帶回中心，希望他們慢慢接受體系的價值觀。此舉引起爭議，中心有規矩，還有其他學童和家長。青年聽社工話，只在中心門外吸煙，社工也陪著青年吸煙。結果，街坊投訴這名社工專業失德。

有一年，當局清拆荃灣天台屋，有社工帶著煮食爐、石油氣罐，到中環花園道請願，在街上模擬天台屋煮食的生活情況，警方封路，交通大擠塞，居民和多名社工被捕，當時社工的做法引起爭論。後來，部分被捕社工當上社工老師，桃李滿門。

由孩童出生，各個家庭面對的問題；走進校園，學童成長遇到的困惑；萬家燈火下，劏房貧困戶、新來港移民的處境；收地逼遷、土地公義，以至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總會看見社工的身影，穿梭苦難、衝突、罪惡之間，看盡社會的複雜性，誰來定斷他們的專業？甚麼是對與錯？

政府向社福界動刀，修訂《社工註冊條例》，要求註冊局成員宣誓效忠，並大增委任成員，令民選成員失去主導權，變相政府透過委任，主宰全港社工的生死大權。

寫下多本社會研究著作、前浸大社工系主任趙維生指出，一直以來政府和註冊局的關係是「共治」，在「共治」中，就是專業佔多數，但今次修例，明顯看見政府收回管理權。是不是每個被判刑的社工都必須除牌？有案底的人就不可做社工？「作為學者，我的看法是，我相信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獨一無二，要尊重每一個人的處境，不能一刀切。」

大增委任　民選失主導　任何罪行直接除名

政府修訂《社工註冊條例》，原本由15人組成的社工註冊局，新例下將增至27人，由業界民選的8席不變，但委任席卻大增，民選比例由以往過半數，削至只有三成，失去主導權。而註冊局成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政府，如當局不信納真心真誠擁護，可判宣誓無效。而宣誓無效的人在五年內，將喪失獲提名、選出或委任的資格。

如註冊社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任何罪行，該罪行可令社工專業的聲譽受損，或可判處監禁，不論最後有否被判處監禁，新例賦權註冊局，可將該社工從註冊紀錄除名，嚴重者可永久除名。而註冊局無須查究該人是否恰當地被定罪。一旦修例通過實施，註冊局主席和副主席須即時停止擔任職位，註冊局亦不得處理任何事務，直至職位以互選方式重新選出。尚待轉介的原有投訴，將由原有成員加上額外成員一同處理。

以往「共治」專業佔多　新例箝制社工聲音

執教社工學生多年、前浸大社工系主任趙維生說，不是不可以修例，問題是修例目的是甚麼、是否超越註冊局本來成立的原意、有否幫助專業發展？他認為，這次修例來得倉卒，沒按照過往政府和專業之間，有商有量的做法，也沒有廣泛諮詢每一位註冊社工的意見，但修例內容卻牽涉著每一位註冊社工，如果修例真的好，為何不能光明正大，攤出來和社工同工一起討論？

他認為，這次修例重點是要擴大註冊局的組成，將一人一票產生的民選註冊局委員，由多數變成少數，由超過五成，變得只有三成，「你會看到政府的建議，背後不是擴大社工註冊局，它是要控制社工註冊局。」

「如果你問我，我作為學者，我在這行都夠老了，我看著註冊局成立。一直以來政府和註冊局是『共治』，即是專業和政府是『共治』。在『共治』之中，就是專業仍然佔多數。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政府要透過註冊局管理社工專業，但是管理過程裏面，大體上還是會尊重和維持專業自主，直到今次，我們看到政府收回這個管理權，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可能有人會說，委任成員當中，部分也是社工。但他指出，這些委任社工的問責對象和權力來源都是來自政府。「你可以看到整個政治意圖，就是透過所謂的擴大註冊局，讓政府有一個全面管轄權，箝制社工的聲音，每個社工都要思考，如果我將來有些事踩上紅線，會不會不讓我續牌，如果我不獲續牌，那我就玩完了，所以很大影響，這次修例是很大影響。」

公共機構按法例成立　賦自主權力

趙維生指，一般而言，國際認可的「專業」，講求知識體系、專業操守、專業組織，以及制裁的權力。當年成立註冊局，就是為了讓公眾對社工專業有一份信任，知道有專業組織去監管、發牌、審核社工課程，透過法例，讓這個專業組織，有權監管和審核社工課程和社工專業，保持社工的專業水平。換句話說，政府同意這個專業，透過法例得到權力。

「當出現不同意見時，都是在註冊局內部、現有機制下解決，不是政府用權力介入。就算有分歧，都不會透過現在這樣，在法定機構以外，政府用權力扔進來就說，我要改你的法例，然後我控制你，這是過去幾十年沒試過的。」

他指：「政府不可以凌駕條例，這些公共機構是根據條例成立，賦予自主權力。你現在想收回權力，怎樣收？最好收回權力的方法，就是修例，如同中大校董會改組。」

回到社工價值

近年社會事件，過萬人被捕，橫跨不同界別人士，當中包括社工，部分人曾經被起訴。當局將社工專業操守的命題，放在「砧板」上，藉此修例，但趙維生說，過往不同情景、不同時空都有不同個案，引起社工專業的爭論，而往往都是交由業界討論和處理。

他舉例說，外展對象很多時，涉及所謂的「邊緣青年」，他們金毛、紋身、煲煙，有些行為，社會未必接受。社工跟青年建立信任後，他們開始分享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數算學校的不是，他們不喜歡上學，被學校排擠，無法在學校體系找到滿足感。從理論層面看，出現行為偏差，往往是因為他們對體系沒依附、沒信心，不信任體系價值，才會脫離體系。

後來，社工把青年帶回中心，希望他們慢慢接觸體系、接受體系裏的價值觀。可是問題來了，中心有很多規矩，不能吸煙、不能說粗口，這班金毛紋身青年，當然也嚇壞其他家長和學童。青年聽社工話，只在中心門外吸煙，社工也陪著他們吸煙。在門外傾偈、吸煙、嬉笑、追逐，好不容易再次走近體系，結果，街坊投訴這名社工專業失德，教壞年輕人。

九十年代，當局清拆荃灣天台屋，有社工帶著煮食爐、石油氣罐，到中環花園道請願，在街上模擬天台屋煮食的情況，希望讓更多人知道居民怎樣生活。警方封路，交通大擠塞，當時有人覺得有沒有搞錯，佔領道路，還帶著石油氣罐示威，很危險，社工沒有警告他們嗎？還跟街坊一起行動？結果，居民和社工被捕，整個輿論偏向譴責，認為社工違反專業。

趙維生說，上述兩個例子都涉及社工與當事人的關係，究竟界限在哪裏？當涉及社會行動時，社工應否參與？參與的程度又去到哪裏？當時有很多爭論，後者個案，當時引起社工界開會討論，他形容大家在「武林大會」上「刀光劍影」，爭辯得很激烈，因他當時就是主持人。

但他說，重點是，所有涉及社工專業的事，都是透過社工自己去討論、回應和解決，政府是沒有出手干預，因為這些都是專業內部的事。以至近年有社工捲入社會事件的案件，他覺得，其實都屬於專業裏面的事，社工在衝突場面是不是有一個角色，應當交由業界討論。

「即使指控有罪，但是不是每一個被判刑的社工都必須要除牌？我覺得在我們的專業裏面，這些通常都是case by case，很難一刀切，因為每一個案的情況都很不一樣。在社工裏面，其實都有同工過去是更生人士，現在做得很好。」

「如果有罪行紀錄的人就不可以做社工，這是違背社工專業裏面，我們對個體的尊重，因為社工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就是我們對個體的尊重，每一個個體都是獨特的，每一個人的處境都是獨特的，不會一刀切說，邊類人叫好，邊類人不叫好。社工的專業價值，不是這樣認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