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官方資助、由私人募捐營運的「奪目影像」來到第二屆，今屆入圍競逐資金開拍的作品，談及如何在沒落的土地璀璨地活著；上一代泰國母親隻身來港，下一代香港女兒盼移民泰國；資本代理人垂死，追憶與英殖香港交錯變幻的一生；還有香港少女在德國流浪、尋找記憶、多元性別、外傭、清理海洋垃圾等命題。

今屆提案大會邀得康城導演雙週的藝術總監擔任評審，創意總監曾慶宏說，世界著名的影展代表願意來港，聽一些未完成、仍在發展、不知道可不可行的作品，對創作者的意義很大。他覺得，永遠不要讓身處的地方，限制想拍的內容，好的作品往往有作者風格，用創意說故事。

總監柴子文覺得，如果有人想做一些好事，都要思前想後應不應該做，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計劃想給予電影人一些希望，想拍的作品仍可繼續出現。他形容計劃自資，繼續走下去艱難，但覺得一個有創意、有生機的城市，會令大家的生活環境改變，價值大於商業和經濟考量。

愈少干預　愈多幫助

十多年前，曾慶宏是第一屆「文藝復興夏令營」的參加者；現在當上《過時．過節》的導演，也是「奪目影像」的創意總監。

打工仔會有同事，大多工種也能預視職場規劃的路向，但他在中大新聞及傳播系畢業後，想做創作，想當一個電影導演。他說，自己不是電影學校出身，當時又沒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不知如何入手，無人教他，也不認識跟自己想法一樣的人，唯有不斷拍短片，參加大大小小的影展，尋求可能性。這些經歷，讓他感受到同伴支援的重要，如果有人可以問、可以分享，那他要走的路，或許就能減少一點迷惘。

他說，不少影像計劃重點放在資助拍攝，但過程有沒有人給予建議、給予機會練習、甚至如何認識一起嘗試的其他創作者，其實都是一種資源。他希望建立一個平台，提供實際獎金幫助開拍之餘，也能讓不同創作者連繫。「每年有新想法提出，有人嘗試不同內容，之後再回來跟大家分享，建立這樣的社群。」影片可以劇情、實驗、紀錄片，總之就是影像創作，而最後版權歸創作者，「我們希望盡量，愈少的干預，愈多的幫助。」

計劃中有一個國際提案大會「Eye Catcher Global」，去年邀得辛丹斯電影節的節目策劃為評審，今年更邀得康城導演雙週的藝術總監主講。他說，這些世界著名的影展，每年都要看很多片，但他們專程來港，聽一些很新的創作人，講述一些未完成、仍在發展、不知道可不可行的作品，願意花上這個時間一對一諮詢、評審、頒獎，其實意義很大，這些國際間的連繫，對創作者和香港都有得著。而今屆他們就會資助四部被選出來的作品。

給予希望

總監柴子文創辦「奪目影像」時說過：「我們所愛的地方和人，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奪目影像的初衷，就是希望協助影像創作人不要放棄想像，不要拋棄同道。」他解釋，疫情時的香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那種不好的氛圍，覺得那個時候，需要給予大家和電影人一些希望。

「如果有人想做一些好事，都要思前想後應不應該做、是不是要繼續做，其實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我覺得現在大家可能會有些灰機，世界很多變化，有的打仗、有的經濟不好，無論做創作，還是做這個項目，我都會質疑自己、靈魂敲問自己，究竟為甚麼要做？但回到起點，想得簡單一點，不做怎知成不成事？不想像怎知可不可行？如果一件事，有一個好的初衷，成功不成功，做得好不好，起碼都叫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出來。我覺得這很重要，總好過原地踏步。」

他認為大家要「stay creative, stay hungry」，保持創意、保持渴求，一個有創意、有生機的城市，會令大家的生活環境改變，價值大於商業和經濟考量。

保持創意

曾慶宏就覺得，永遠都不要讓身處的地方，限制拍攝的內容，好的作品往往在於導演，怎樣講故事，而不是地域的限制。他覺得，拍攝過程一定會面對很多困難、很多選擇、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但每個人講故事的方式都是獨特，最重要找到自己的風格，講出自己深刻的內容。影展對創作者的意義，就可以了解其他導演的製作過程，為何這樣拍、如何做選擇、中間遇到甚麼問題、用甚麼方法克服。

「如果世上，所有人都做同一樣東西，或只做成功的東西，那麼這個世界會很沒有意思。就好像我們都知道，人最終都會死亡，很消極的話，可以甚麼都不要做，但人偏偏不是這樣，當有問題出現，就會用創意來解決，不單解決問題，還會感覺到滿足。」

「我覺得就是這一點，我不覺得我們這個小小的計劃可以改變到甚麼，保持創意也未必代表能夠做到甚麼，而是自己希望會用這種態度做人，如果有人都是這樣想，那就一齊去做，我會這樣選擇，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尋找一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