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我生如是繼續》在香港上映，票房逆勢中悄然增長，一套挑戰當權者話語權的電影，訴說在極權下如何堅守信念、拒絕遺忘，至少「我們要笑，我們要堅持笑下去」，或許在不同時空地域下，能賦予港人一種力量。筆者本子，在夕陽時代，入行做報紙。）

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I’m Still Here》兩個中譯，分別表現出兩個主題——活著與堅持。港譯《我生如是繼續》帶有一絲「生命就是這樣」的消極感，就如中國作家余華筆下的《活著》：如是生，如是死。在極權社會出現種種荒誕，活著可以是一件最容易的事，也可以是一件最難的事。

難度在於活著並堅守信念。中譯《我仍在此》表現出消極中的積極性，就如一聲宣言，指的不只是失蹤者「仍在此」的慰藉，更是一種身處暴政陰影下，選擇「活在真實中」的堅持。家屬不放棄記憶並傳承，在壓迫中展開漫長的抵抗，在沉默中踐行謊言下的尊嚴，在活著中拒絕被歷史抹去的信念。

想像的軟對抗

電影聚焦巴西前國會議員浩本斯一家靜謐的日常。菲林鏡頭記錄了孩童們在里約熱內盧海浪聲下的嬉笑。黑膠唱片播放Tropicália，穿著嬉皮的年輕人們，在陽光與濕氣中，隨著音樂律動。這座散發着自由氣息的房子，與街外駛過的裝甲車格格不入，猶如極權的眼中釘，為往後的打壓埋下了伏筆。

1970年代的巴西，國安法與酷刑盛行。浩本斯作為前民主政體下的一名國會議員，在獨裁政權下變成了想像的「異見者」。他堅守既有生活的方式，被視為一種潛藏在日常中的「軟對抗」。在沒有合理懷疑與正當的理由下，當局將他歸入「潛在敵人名單」，並以「協助調查」為由將他帶走。

那天，女兒見到父親一身西裝，天真地以為他要在假日加班，還打趣地替他整理領呔。不料此別，竟為永隔。

沉默中的不沉默

目送丈夫被軍政府帶走的那刻，導演將電影唯一的鏡頭特寫獻給妻子尤妮絲——象徵著她作為故事真正主角，也象徵著平反之路的開展。

導演形容尤妮絲是「沉默的英雄」，從目送丈夫被軍人帶走、再到自己被隔離審訊整整12天，最後親耳聽聞摯愛死訊——在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摧毁當中，面對5個敏感脆弱的孩子們，尤妮絲並沒有選擇高聲哭喊，也沒有情緒喪志地撕裂現實。她活著並保持冷靜與理性——不表現，成為她作為反抗的本質。

她積極尋找發聲渠道報道她的故事。拍照那刻，報社編輯要求他們擺出嚴肅、憤怒的表情，以呈現一種「受害者的姿態」。但尤妮絲堅持「我們要笑，我們要堅持笑下去。」讓那群仍被蒙在鼓裡的孩子們，不帶有一絲怯意，以笑容迎向這個世界。

跨時代的記憶

尤妮絲的堅持，造就了丈夫浩本斯的平反；而兒子馬塞洛寫下的回憶錄，又為母親留下記憶的證詞，通過導演鏡頭的刻劃，成就了觀眾眼前的「沉默的英雄」。

在歷史被勝利者書寫下，真相的敘述成為另一種戰場。文化記憶的保存，便是被壓迫者拒絕被歷史刪除的吶喊。1996年，距離浩本斯「被失蹤」已經過去25年，尤妮絲終於獲得丈夫的官方死亡證明，感嘆「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居然會因為一張死亡證明而感到如釋重負。」

知道浩本斯的死亡，就如知道暴政的存在一樣。尤妮絲及她的子女們25年來一直對此隻字不題，並不是遺忘，而是默默地為父親的死平反。為一張冰冷的官方「死亡證」而釋懷，看似荒謬，實質是活生生對於政權謊言被揭穿的鐵證，更是一種遲來的承認與尊嚴的恢復。

2014年，巴西真相委員會正式披露參與酷刑與殺害浩本斯的軍方人員。然而此時，尤妮絲已罹患阿茲海默症，逐漸失去她為之奮戰大半生的記憶。「我母親慢慢地失去記憶，而這個國家亦如是。」

對兒子馬塞洛而言，母親記憶的流失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象徵著一個國家對過去失憶的危機。但在她記憶消逝前，尤妮絲已用行動為這段歷史留下痕跡。她不僅一手撫養5個孩子，還自發修讀法律，堅持透過制度尋找真相，並投入政治失蹤者人權的倡議運動。

尤妮絲的沉默不是退讓，而是一種堅持；她的記憶不是個人的，而是歷史的火種。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避免歷史的真相埋沒於謊言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