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畫面，聽得到的光影世界。視障者「面包」娓娓道來和初戀女友在紅磡舊區的回憶：報紙包鑰匙、老鼠周圍走、看戲滿頭瓜子殼。這些都是他看過紀錄片《十方之地》口述影像版後，勾起的回憶，跟普羅大眾一樣，都可投入電影世界。不過，他說這一切得來不易，香港發展口述影像的步伐相對滯後，不是每一區都有口述影像的放映設施，放映場次也很少，即使想再看多一次的機會都沒有，原來看一齣戲是這麼困難。

紅磡重建下的小人物

電影文化中心為三齣電影《不赦之罪》、《毛家》及《十方之地》製作口述影像，並在10月至11月期間舉行三場放映活動。其中紀錄片《十方之地》拍下紅磡舊樓重建下，街上各種小人物的生活面貌，清潔工受收樓「強拍」影響，回收店最終結業，就連拾荒也換不到幾塊錢幣。不似得其他電影，《十方之地》沒有太多對白，就純粹捕捉和記錄街上的人，其生活面貌。加入口述影像，卻彷彿有聲音導航，帶領觀眾走進鏡頭和主角的世界。

導演黃肇邦說，2017年的時候，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出入紅磡區，發覺有很多地方都好像廢棄一樣，原來該區在2008年開始被收購，後來因為沙中綫工程傳出負面消息，一直停滯多年沒有發展，這就好像很多人和成長環境一樣，很多時都處於一個很被動的狀態。他走進這區，認識回收店的老闆，表明對這區的人和事很有興趣，讓對方收留他在舖裏觀察。自2017年起，他一個人拿著攝錄機，一個星期幾日坐在回收店跟街坊聊天，慢慢開始拍成紀錄片。

他說很想趁變遷中的香港，一個很快會變得不同的紅磡地區，借回收店、街上生活的人，讓觀眾感受到香港，其實很靠這些人和事而建立出來。「香港有很多萬萬千千的世界組織而成，我拍攝的人屬於一些可能比較小的世界，但很多很多小的世界才能夠構成一個大世界的運作，要理解我們這個地方的運作，不要忽略這些小人物、小故事，因為香港很靠這些小人物去建構我們的發展和成長。」

從口述影像　勾起初戀回憶

在放映會上，視障者「面包」憶起，第一任女友住在紅磡黃埔街，要行六層樓梯才走進對方屋企，大廈環境破舊。女友家中擺放很多報紙，當有人忘記帶鑰匙回家時，家中的人就會用報紙包著鑰匙，從窗口扔到街上，讓樓下的人執起開鐵閘上來，因為沒有人那麼笨，走上走落六層樓梯，只為傳送一條鑰匙。

其實「面包」很怕去女友屋企，因為那裏有很多老鼠，彷彿就在身邊走來走去。他說：「其實我每次都不敢去，不是說笑，很可怕的，很想快點逃離那個鋼筋森林，幸好現在已經拆了，不想再回憶這些往事。但你想想那些女生有多大膽，不怕曱甴、不怕老鼠，他們已經練到金剛不壞之身。」

還有寶石戲院大廈那陣冷氣味，他形容如同40年沒有洗過的冷氣。若然農曆新年期間在寶石戲院看電影，他說回家後就會發現帽子會有瓜子殼，人們邊看邊吃的食物碎屑四處橫飛，會丟到前座觀眾身上，自此之後他走進寶石戲院，一定會選擇最後一排位置，是整個戲院最乾淨的。

這些都是透過口述影像，勾起他對於紅磡的回憶。他認為香港發展口述影像的步伐相對滯後，不是每一區都有口述影像的放映設施，放映場次也很少，即使想再看多一次的機會都沒有，原來看一齣戲是這麼困難。今天看到的電影是得來不易的，很多人有背後穿戴才能做到，希望日後仍有更多電影開設口述影像。

耳機小燈亮起如螢火蟲　在平等之中同哭同笑

為《十方之地》口述影像的吳潔儀說，口述影像就是「Be Their Eyes」，成為視障人士的眼睛，客觀而精準地，以最少的文字描述電影的視覺元素，自幼熱愛電影的她，不曾想過會以這種方式參與電影工作。

「當我跟視障人士一同坐在漆黑的電影院裡，一同戴上耳機，聽著口述影像的聲軌，漆黑中銀幕上的畫面在閃爍、每位觀眾的耳機旁邊亮起綠色顯示小燈，好像一室的螢火蟲。我們一同『看』電影，跟著劇情同哭同笑，讓我莫名感動。口述影像的出現與發展，為社會締造微小而重要的分別，象徵多元社會中對於平等、人權、文化差異與生命意義等價值的尊重與實踐。」

另一齣《不赦之罪》的口述影像員吳詠軒認為，儘管健視人士和視障人士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走在一樣的街道上，卻很少有機會交流，進一步增加誤解和偏見，視障人士的其他感官，其實比許多人還要好。讓她最印象深刻的是，放映結束後，許多視障參與者積極向導演和演員提問，分享觀後感，充分用了他們最擅長的方式來欣賞、感受和消化電影。

而《毛家》的口述影像員周曉彤就說，寫稿時發現自己對身邊事物的認知很貧乏，例如她分不清狗隻的品種，也說不清不同種類的工程車輛。在寫稿和聆聽口述影像的過程中，讓她更有意識地觀察了解身邊的一草一木，不再是匆匆一瞥就算了。她希望以後任何電影場次都可以有口述影像服務，達到真正的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