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半世紀，穿梭主權移交前後的政局幻變，香港國際電影節走到第五十年。協會總監利雅博提到在七八十年代，兩岸的交流並不密切，電影節將中國和台灣的新導演拉在一起，讓大家交流了解對方，也將一代華語電影帶到國際舞台，當時的香港國際電影節正扮演著時代的角色。

面對時局變幻，當下香港的電影審查準則改變、戲院接連倒閉，電影業的挑戰與日俱增。節目總監王志輝說，不單是電影審查，身分政治、國族政治、民族、左派右派等各種政治因素同樣不斷轉變，但「我們揀片從來都講藝術性，我們一定把持對電影藝術的呈現，藝術性較高的，我們就盡量做；法例容許我們放的，我們就照放，我們一定會爭取我們可以放映的戲，有時爭取到、有時爭取不到。」

撥開時代的雲與霧，利雅博強調電影節的本質是推廣電影文化，周遭環境改變，可能有好有壞、可能會令人擔憂，唯有的是專注一直以來的初衷。

舵手背後：腰斬影展、背脊簽名、東邪西毒

利雅博年輕時曾在英國留學，回港後做過記者，再踏足電影圈，一晃眼四十多年。他由七十年代末開始，先後在嘉禾和英皇等電影公司，從事發行和監製工作，直至2018年接手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總監一職。跟過往三十多年的商業運作不同，以往緊守盈虧底線的財務狀況，但這些指標無法應用在電影節身上。因為電影節的任務是推廣電影文化，令到更多人欣賞電影，他笑言做一場就蝕一場，12日要做二百多部電影，跟以往幾個月做一部電影，完全是不同運作，這位前輩也要花時間學習和調整心態。

在他的電影工作生涯中，曾兩度經歷疫情時刻。2003年沙士襲港，他負責籌辦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因而取消；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他掌舵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一度延期，最終也要面臨取消收場。回想那時，他形容是很大打擊，因為同事花了很多時間籌備，但海外的人來不了香港，場地又不開放，根本想做都做不了。上任不久，就迎來腰斬影展的挑戰，回顧自己跟電影節的最大經歷和感受，莫過於此。

另一位舵手節目總監王志輝，自言是一名「影痴」，只要跟電影相關，他都有興趣涉獵。他曾參與電影創作、製作、影評、教學等不同部分，但最喜歡的都是自己看戲之後，評戲再組織起來，分享給觀眾，節目的策劃、編排和推廣，似乎最適合他。他在2014年加入協會，如今已經12年。

他記得2000年格魯吉亞大師級導演伊奧塞里安尼（Otar Iosseliani）訪港，他在香港大會堂第一次觀看對方的電影，完場時膽粗粗找對方簽名。這位大師級導演按著他的背脊，把名字簽在電影簡介的單張上，令他非常難忘。這個經歷提醒著他，日後籌劃電影節時，如果有大師級導演出現，有機會可以開啟觀眾的眼界，令觀眾認識對方的國家和文化，改變自身固有的思維，帶來深遠影響。當日背脊上的簽名，暗暗埋下了這點火苗。

至於策展人謝偉烈，昔日做過報紙的外娛翻譯，也做過電視台的節目編排，後來加入電影工作室，當過徐克的助手，從認識電影每十分鐘要有一個高潮，到踏足電影節的藝術電影，卻走進了另一個世界。他由2007年加入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至今已經19年。

對他而言，做電影節最痛苦的是，無法在電影節期間專心看電影。他記得有一年放映《東邪西毒》終極版，既是自己最喜歡的華語電影，也是紀念哥哥張國榮的放映，那天更是他的生日，但因為工作最後看不到，如今門票仍然在手，心裏耿耿於懷。他覺得電影的世界很大，不同人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當每個地方的電影人拍攝自己地方的故事、身邊的事物時，人們透過看電影，其世界也會變得更大更遼闊：「人一生的體驗是有限的，但透過電影可以看得更多、體驗得更多，就像人生會長三倍。」這也是他樂此不疲留在協會接近廿載的原因。

破浪啟航　促使兩岸導演走向國際

香港國際電影節是港英政府時期的遺物，最初由市政局舉辦，後來市政局解散，一度由康文署及藝發局接手籌辦，如今變成非官方、非牟利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統籌，但獲得文體旅局、電影發展基金、藝發局等官方及其他機構資助。走過五十年，時移世易，並不容易。

利雅博提到在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兩岸三地的交流並不密切，由中國大陸前往台灣，或是台灣去中國大陸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香港國際電影節卻可以把中國和台灣的新導演拉在一起，讓大家交流見面，了解對方。他憶述，當時中國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等，跟台灣的侯孝賢、楊德昌等，會坐在一起談電影。不論當時的時代局勢背景如何，電影節就是做到文化交流平台的角色。

另一個任務就是將華語電影推廣到海外地方，讓外國人看見華語電影。他提到陳凱歌執導、談及農村盲婚啞嫁、民族夾於時代更迭的《黃土地》，其國際首映當年就在香港舉行，令陳凱歌受到外國人認識，成為一代大導演。如今世界變了樣，走出去的渠道比以往多，但他強調電影節扮演交流平台的角色並沒有改變，仍然希望邀請不同的人來到香港。

王志輝補充說，當年的電影節將中國第五代導演帶出去國際舞台，那時候也是香港電影業發達的光輝歲月，香港也有一批新浪潮導演冒起。因此今年電影節設有《華語電影：長風破浪啟航時》專題，放映七八十年代香港國際電影節有份帶動的中港台電影，同時論述電影節自身的角色和故事。當然，他提到今天的亞洲電影已經滲透國際，世界變，他們也擴大版圖，如今的電影節已不單止聚焦中港台電影。這也可能是五十年來，看得見的明顯改變。

謝偉烈提到今天的亞洲電影被看見，不單止是韓國、日本的電影，還包括越南、印尼的電影，當地的年輕觀眾群願意支持，令到一代的年輕導演能夠走出來，既有商業電影也有藝術電影，有點像昔日香港黃金時期的情況，亞洲的故事其實未講完，以往只是未被看見。

專注初衷　把持藝術原則

俯視當下，電影業近年的挑戰，莫過於戲院接連結業，包括利雅博曾經效力多年的嘉禾，其影院業務也在去年告終；還有電影檢查條例的修訂，令短短四年間，至少有50套電影因為「國家安全」考量而被要求修改內容、13套電影不獲准上映，包括協會籌劃的「夏日國際電影節」，其中台灣電影《我家的事》無法通過電檢，而要取消放映。

王志輝認為：「有時活在當下，你可能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但香港的電影審查從來都有，七八十年代都有些禁片是做不到。法例容許我們放的，我們就照放，我們一定會爭取我們可以放映的戲，有時爭取到、有時爭取不到，至少都要按法律而行。」

他談及世界政局幻變，不單是電影審查，身分政治、國族政治、民族、左右派等各種政治因素都是不斷改變，他們身在其中是絕對感受到的，但「我們揀片從來都是講藝術性，我們一定把持對電影藝術的呈現，藝術性較高的，我們就盡量做，至於有沒有其他因素令它做不到，我控制不了，那我就不去理會。」

利雅博說，電影公開放映必須有放映證，電影節也不例外，任何事都要按香港制度而行。然而的是，每年電影節都是從大約3000部作品中，找出200部作品，範圍很大，所以不一定是因為某些原因而做不到某些電影，而是本身可以選擇的數量都有很多。他重申電影節的本質是推廣電影文化、提升大眾對電影的興趣，電影的製作、發行、以至戲院運作，他們都觸碰不到，周遭環境改變，可能有好有壞、可能會令人擔憂，唯有的是專注一直以來的初衷。

藝術開人眼界

跟其他電影節相比，王志輝認為香港國際電影節不會專攻特定類型的電影，反而以多元為主，前衛、動畫、短片、紀錄片等盡量包羅萬有；同時希望鼓勵新導演，將新導演的聲音和新思維帶給香港觀眾。

他認為五十年前，大眾看電影的機會相對較少，關注的問題普遍都是民生事情，最重要當然是賺錢買樓，但人生不止於此，電影節的文化作用就是令人開眼界，看事物闊一點，了解世界多一點，從而令到大家不要成為視野狹窄、思考不夠成熟的井底之蛙。藝術從來都是開人眼界，也是電影節需要繼續存在的社會意義。

後記

筆者細細個都是看香港國際電影節長大，記得有一年在香港文化中心看法國電影《My Name is Hmmm…》，初嘗法國電影「慢慢」說故事的滋味，淡淡然訴說一個成長創傷的故事。電影講述一名被爸爸性侵的少女離家出走，爬進一架貨櫃車內，司機在途中發現女童，嚇了一頓。在女童的請求下，司機沒有趕女童下車，還真誠地照顧了女童一段時間。在車窗望出去的風景、這趟短暫的旅途，卻成了女童感到最舒服和自由自在的時刻。但後來女童被發現是失蹤人士，這位熱心司機被控上拐帶兒童等一系列罪名，而女童被爸爸性侵的問題、真正而看不見的惡卻沒有被正視。原來天意就是這麼弄人，現實社會就是有這樣的複雜性，這可能就是受訪者口中，藝術讓人打開眼界的例子。

筆者跟電影節的緣份不止於此，有幾年更曾試過「過五關斬六將」成為影展義工，包括在機場接機，在首映活動幫楊千嬅按電梯，還有帶古天樂去影院見觀眾。筆者和古天樂之間，就只有一個手肘的距離。等候入場期間，古天樂還由頭到腳打量了當時箍著牙、穿著過大尺碼鮮紅色工作服的小子一眼，可能心想：「憑甚麼要跟著這個小子東奔西走？」這句話當然是開玩笑，但這些片段都成為筆者和電影節之間的回憶，而那陣時是《香港仔》的首映。

兜兜轉轉，幾年前筆者本來任職的新聞機構因為政治因素而停運，但想繼續寫，自設平台繼續以筆為耕，想不到的是，後來有機會在電影節訪問到伊朗康城影后、烏克蘭紀錄片導演，如今更坐在電影節的負責人面前，他們跟這個小子談及五十年的風雲幻變。原來只要繼續做、繼續寫，上天總不會待薄你，總會被看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