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震宇書寫香港歷史，已經十多年了。由舊照片說故事，從一張相、一條街，一幅地圖，他翻查舊報紙、舊檔案，把原本像是塵封角落的細節，一點點重新撿回來。後來不只看照片，他從街道發掘歷史，寫大家似乎都知道，但又沒有說清楚的香港故事。近年，他由散文鑽進小說，寫成《白布香江》。

一路走來，余震宇愈寫愈深，不是想要建立宏大論述，他說只是「為自己而做」。「就是那種純粹，想給大家看一些重要的東西。銷量怎樣我完全不理會，因為這樣才可以有獨立性和視野，輸出另一種可能性。」

那種「不理會」，也有近乎固執的自我要求。要寫，就寫真正在意的事物；要看，就看別人未必願意翻看的舊檔案、舊報紙。他筆下的香港，從來不只是集體回憶，不只是泛黃照片的老風景，而是更細碎、更難一眼看清的部分。

加深對香港歷史的認知

余震宇畢業於樹仁大學中文系，其後到北京大學修讀碩士。回港後，他做過研究工作，卻嫌苦悶難耐，遂轉任中學中文及文學教師。大約2010年前後，本土文化意識高漲，香港也掀起一股懷舊熱潮，他開設「香港舊照片」專頁，上載舊照片，意外吸引大批讀者。他笑說，那些年隨手貼一張舊照片，也可以「呃like數千」，幾年間追蹤人數超過十萬。

不過，他很快發現，真正吸引他的，並不只是照片本身，而是照片背後未被說出的故事。出於興趣，他開始翻閱舊報紙、舊檔案，並著手撰寫香港歷史書籍。最初由照片說故事，後來手上珍藏有限，索性撇開照片，純以文字書寫街道背後的故事，出版《壹街一個故事》系列。到2022年，他再以散文寫下《聽講我城》的三代人故事。

他形容，大學的歷史研究，香港史不是完全沒有，但更多時候，香港是被放在更大的世界框架裡去理解。譬如二戰時期香港的重要性，是因為二戰本身是一個全球議題。他覺得，香港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故事。他隨口舉例，旺角有塊農田但位置究竟在哪裡，北角春秧街有個人物資助軍閥打孫中山而不為人知。這些看似零碎的細節，都扣連著另一層的香港。「這些好像是已經知道，但當中有更多值得發掘，去加深我們對香港的認知，不要那麼淺層。」

因此，他走進小說創作。朋友鼓勵下，他花了兩年半時間，每逢學校假期便躲進共享空間，默默寫下《白布香江》。書中固然有虛構部分，但那些穿插其中的新聞線索、時代背景鋪陳，以及小人物細密的生活質感，背後都是他十多年來不斷翻看香港新聞與檔案的積累。

小人物反照大時代

他選擇把《白布香江》的背景設定於1930至1960年代，並不是偶然。他坦言，與今天隔著距離，限制較少，能更自由地游走於虛實之間，把那些不便說得太白的，留給讀者自己咀嚼。「小說設定必然是複雜的，有些空間給人探索『我是不是這類人』。假如說得太白，不需要詮釋，就不是文學了。」

他筆下都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如何承受時代。「歷史本來就是由很多小人物組織而成。」他小時候聽祖母說昔日香港，談到暴動，也提起那個時代怎樣影響她的看法。這些零零碎碎的感受，未必會寫進正統歷史，但正正構成了歷史怎樣進入普通人的生活。

「一定是小人物反映大角度。」他說，「比如說一個人的情愛、怨恨、疤痕，怎樣會出現，就會看到時代對他的影響；這些人物才能喚起共鳴。」所以他寫板間房，寫以前的人租房住，只用一塊簾分開兩個家庭；寫廟街賣糖水的人，寫基層怎樣受時代推撞；寫貪污，不是抽象地說一句「當年很黑暗」，而是想追問，那種壓迫究竟怎樣落到人的生活上，怎樣令基層害怕，怎樣形成一種不必說破也知道存在的恐懼。

「人們經常說貪污、收片（收黑錢）啊，他怎樣收？怎樣貪？怎樣令到基層怕？我想這些是要講的。」他刻意不寫得太白，因為恐懼本身往往就帶有隱蔽性。「警察不收片，你害怕；黑社會來搞你，你更無路可退。文學要做的，不是下判語，而是要看畫面，人才可能真正回到那個時空。」他的觀察是，那種由制度帶來的壓迫，從以前到現在都存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在那個時代，就是選擇了貪污、收片，這是一個循環。」所以他才會認為，歷史不是一堆已經過去的材料，而是今天仍能照見人的處境與心態的鏡子。

《白布香江》取材的新聞人物，都具爭議性又帶著矛盾。余震宇說，寫《壹街一個故事》期間，讀了近五百個歷史故事。「選有爭議性的，因為小說就是要寫人的複雜。人不夠立體，不夠爭議性，不會讓人有深刻印象。」例如讀神學的青年姜子彬，為何最後去殺人；本來像正人君子的他，怎樣在愛情與羞辱裏一步步崩塌；又例如悍匪李卓躲在土瓜灣十三街板間房之間，利用舊式屋宇的相連結構藏身並製造炸彈。吸引他的，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人如何在極端處境裡崩塌、扭曲、變形，那些不能用一句善惡蓋過去的部分。

在他看來，舊時代之所以適合寫小說，也因為那是一個更有畫面的年代。記者在茶樓等消息，一有消息就衝出去，爭分奪秒交稿；那時交通不便，沒有地鐵、沒有海底隧道，人在油麻地要去上環，還得搭船、等船。資訊、人與空間的碰撞卻更實在，人物的情緒、反應、抉擇，也因此更有重量。

歷史書寫不能停留在美化舊時代

寫香港，對余震宇來說，從來不只是懷舊。尤其這幾年，他更覺得歷史書寫不能停留在美化舊時代。回望2014年前後那波懷舊熱潮，他認為當中的核心，很多時是把過去美化了；但到了今天，再看老舖倒閉、舊區消失，已不只是感傷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對文化被忽視、對發展邏輯的反思與批判。

「現在是反省，是尖銳的，是有苦澀、有痛楚。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一種距離美化，是透過看歷史知道將來要怎麼走，不是懷緬從前，而是將來要怎麼走。」《白布香江》最重要的一層，不是知識性的歷史重建，而是人怎樣在時代裏承受創傷、理解恐懼，並且學會繼續活下去。

他提到小說中他的父親，因自身經歷而變得沉默，帶著創傷，但最終他沒有阻止兒子。「很多家庭的創傷，恰恰在於上一代受過傷，就認定下一代只能這樣活，不能選，不可碰，一碰就反枱。」他想寫的是另一種可能——一個人即使被時代傷得很深，還是可以慢慢學會鬆手。「我覺得作為爸爸，如果這件事曾經很嚴重地傷害到我，我有宿命論，我兒子做這件事一定是跳掣的，我鼓起勇氣給我兒子繼續有選擇，其實我是放開了。」

對他來說，這也是小說比歷史更接近療癒之處。歷史讓人知道曾經，也思考將來怎麼走；文學則讓人與人之間產生共鳴，明白彼此的痛楚和畏懼並不孤單。「這小說療癒的作用多於認識歷史，因為會看到很多不同的香港人的特性；我最想是有種共鳴，讓外面的人、離開香港的人，多點明白香港；不吃人間煙火的人，知道別人在想甚麼。」

如何應對當下

他說自己花了很多時間處理小說最後二十多三十頁，因為那部分正是關乎「如何應對當下」。「眼前好像沒有甚麼選擇，但其實都是要經歷這個階段，走過之後，可能會有其他選擇。」他形容自己是樂觀的。「那種孤單，不僅是你一個，以前的人也經歷過，他們還是活下來了。」時代會留下創傷，但未必只能留下創傷。人活在其中，也不一定只能非黑即白地活。

小說書名中的「白布」，在他筆下也不只一層意思。它既指向港英時代以制度和法治手段壓抑異議、令年輕人噤聲的「白色恐怖」，但也不只如此。白色，有恐懼，也有快樂；有遮蓋，也有保存；有未來不可知的空白，也有等待被揭開的部分。

如何揭開，各人不同，但「知道」是基本的。知道後，也不是所有回應都非黑即白。「怎麼發聲，不是說是yes or no，是how，要發聲，也可以高明一點，現在不流行直撞過去。」他並非要提供一條單一的路，而是想提醒人，在艱難時代，理解本身也是一種能力，甚至是一種基本自由。

知道，不等於立刻高聲表態；沉默，也不一定等於甚麼都不做。在他眼中，更重要的是人怎樣在艱難之中保住自己的感受力、判斷力，還有那種不輕易倒下來的能力。「你有沒有那份堅韌去經歷所有事情。若沒有這份堅韌，你去到哪裡都一樣會倒下——移民會，留在香港也會。我想，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他相信歷史會循環，卻不是原地打轉，而更像螺旋式起伏，有時退，有時再上去。人未必要急著把眼光只放在眼前的一年、五年，可以看得長一點。正如他在小說裡反覆觸及的，不論是阿爺、父親，還是兒子，其實都一樣：未必知道將來會怎樣，但還是要活，還是要向前。

「總之就不要死，路這麼長，說不定的。」他一直是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