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屆將華人紀錄片獎頒發給《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今屆公布將「傑出貢獻獎」頒予台灣資深紀錄片工作者李道明。

他是誰？跟香港又有何關係呢？

李道明是台灣首位赴美專攻紀錄片的學者和創作者，由80年代開始大量拍攝紀錄作品，包括台灣歷史、環境保護、原住民生活等題材，為解嚴前後的台灣留下重要見證。90年代末，他就香港回歸問題上，先後製作了《1997香港人在台灣》、《九七前後：台灣人在香港》等作品，關注移民者及台灣社會結構的問題。

在《1997香港人在台灣》片中，追蹤訪問四位香港人移居台灣的際遇和感受，李道明擔任製作人和企劃。片中最後，劇組安排四個受訪家庭一同在酒樓吃飯作結。廿多年前的作品，近一年卻有人在影片留言道：「面臨現在香港的情況，也許從以上過來人的經驗是可以借鑒、學習的，祝福到台灣展開新生活的香港人。」也有人說：「聽了心裡很難過，每個人都是不願離開從小成長的地方，若不是為了生活，誰願離開那熟悉的地方。」

20年前的故事，20年後仍能帶來共鳴。

一套好的紀錄片，就是有時代意義，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片中有四個故事，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家庭，普遍有很多兄弟姊妹。九七前後，阿成大部分親人留在香港，他和一名弟弟前來台灣。阿成的國語很爛，抵埗後在一間餐廳的廚房工作，自己租房子住，不多外出消遣，周不時要到警局申請流動人口登記，就像香港的行街紙。但他始終認為台灣的工時短，生活上比起香港也沒有那麼緊張。他結過一次婚，但妻子不適應台灣，想留在香港，二人最終離婚收場。

「九七後，怕咩？我無錢，唔怕！九七後，返台灣囉。」這句話出自阿成的媽媽口中，說得俏皮。影片跟著阿成，由台灣飛返香港探望家人，阿成的爸爸在片中自白，指自己的爸爸在1952年被人拉去打靶打死，媽媽也被人用拳頭打死。

成父在1957年來港，直至1990才敢回大陸掃墓，心裡很清楚「雖然我在大陸出世，但台灣才是我的家。」大概可能是國共內戰後，心裡的搖罷，但片中沒有交代。阿成說去過大陸，覺得當地的治理不好，對它沒有信心，對回歸後也沒甚麼大希望。後來，阿成帶同媽媽前往台灣。

第二個故事是一位髮型師，他形容台灣有人情味，人們有禮貌又親切，在香港好像感覺不到，尤其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後，香港人很多時都是講錢。他說對香港沒有太大感覺，認為「港人治港」頭幾年可能還好，過多幾年誰又會知道？

「當我當完兵後，我就是台灣人。」他形容自己的根已經種在台灣，種子也撒在台灣。因為他的妻子是台灣人，也誕下一名女兒，雖然二人後來離婚，他一個人在台灣兼顧不了照顧女兒，也同意將撫養權交給妻子，但計劃待女兒長大後，再一同移民到加拿大。

第三個故事是一對父母帶著三個女兒去台灣，夫婦在1976年結婚，來台後分別在工廠工作。婦人曾在1989年先去台灣視察環境，但片中沒有交代為何是1989年。她跟第一個故事的受訪者阿成一樣——國語很爛，不會說、不會聽，但身邊同事願意教她。她沒有電單車，每次買餸都要人載，她覺得麻煩人不好，於是幾廿歲人硬著頭皮去學電單車，結果又成功了。但在她心底裡，其實還是比較喜歡香港。丈夫就說，回歸後如果沒有太大改變，畢竟香港比較發達，可能會回去。後來，他在工廠裡升職，就沒有走了。

最後一個故事，是國語最好的一名事業型女性。正當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時，她剛好在英國唸書，於是替亞洲電視新聞部做駐英特派員，做過很多訪問報道。剛剛來台灣的時候，她每天都翻報紙找工作，丈夫還告訴她，「你唸書唸這麼多要小心，在台灣不容易找工作，我才發現在台灣原來碩士博士一大堆……」

「那時候，我抱著很大的心態是，以前的工作背景應該還可以，應該會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吧。我已經寄了五十多封履歷，去了很多不同企業機構，很多有興趣叫我去面試。但最終因為語言、人生地不熟，又或會覺得我是香港人，很多企業出的薪水比（香港）大學生還要低，對我來說，挫折感很大。」

但她適應能力很強、很拼搏，很快就有自己的辦公室，又到大學教書，丈夫形容她：「比我更像台灣人。」她在片中提及：「九七對我來說，從英國統治的地方，變成要回到中共，當然會有不舒服的感覺，每次回到香港就會有人告訴我，誰誰誰移民，我有很多好朋友已經移民到國外去。現在回去香港的感覺，總覺得愈來愈孤單。台灣對我來說是從頭開始的生活環境；香港是我長大的地方。」影片最後，她希望繼續留在台灣。

一路看著，一直很想找出片中的他們，在20多年後的今日安好嗎？無悔當日的決定嗎？當初想法有沒有動搖？

直至看到最後一個故事，出現熟悉的臉孔。

她是曹虹。

回歸後幾年，她已經回流香港，目前是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及傳播學院院長，也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副主席。香港報業評議會對上一次，就維護新聞工作者、捍衛新聞自由的聲明，已是2014年，其時公開譴責襲擊劉進圖及圍堵《蘋果日報》阻礙發佈新聞的行為。

一套好的紀錄片，另一個意義是，記下受訪者與初心的距離，隨著時日變遷有沒有帶來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