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講求忠於自己、自由思想的作家及時事評論家李怡，今早9時13分在台灣逝世，享年86歲。他筆耕六十餘載，出版過《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香港思潮》等多部著作，見證香港時代變遷，最後一本是講述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香港覺醒》。
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幾乎一周五天在《蘋果日報》專欄發表政論，鞭撻時弊，力斥政府、中國共產黨不是。去年3月，他在《蘋果日報》專欄寫下「告別篇」，形容國安法的實施構成實實在在的壓力，而且年紀老邁，精神體力都倍感不足。他曾在《眾新聞》專訪坦言：「喺安全同自由當中，你都係選擇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戰亂中成長 由左傾愛國青年到批判中共
原名李秉堯的李怡，1936年在廣州出生，童年在日軍佔領淪陷區北平和上海成長。9歲那年，他隨家人由上海倉皇出走，乘小船在日軍聚光燈的縫隙中划行，偶爾聽到幾響機槍掃射聲，靠岸後是中國國民軍領地，便乘車向安徽省屯溪駛去，沿路見到衣衫襤褸的人們討飯吃，路邊一遍餓殍，一夜看盡人間滿目瘡痍。
他在1948年移居香港，就讀左派學校香島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任職資料員和編輯，工餘時會向《文匯報》投稿，開啟寫作大門。他在1970年創辦由中共斥資的《七十年代》政治雜誌，受到左派重視，更被台灣視為「匪刊」。李怡說過，當時是出於自由意志，相信中共，憧憬社會主義。
直至家人的遭遇，令他最大打擊。李怡在中學邂逅曾加入共青團的同學梁麗儀，二人在1960年共諧連理。根正苗紅的太太畢業後在中國大陸教書，1970年因為文革「一打三反」運動被隔離審查，逼她承認李怡是特務，更不得不將李怡每天寫給她的情書付諸一炬。
文革所見種種，加上太太被隔離審查的遭遇，令李怡對共產黨產生懷疑。他說過：「當時好多喺香港嘅左派，我求佢哋，佢哋完全幫我唔到。」那幾個月，很痛苦。
1981年，李怡脫離左派，轉向批判中共，雜誌後來更名為《九十年代》，敢於批評兩岸政權，更被中國大陸查禁。他說過，港英時代很安全，沒有恐懼的自由，害怕的只是失去工作，少了一個寫作的地盤，脫離左派是不想自由意志被支配。
這本先後被台灣和大陸查禁的雜誌，卻可在香港自由出版和閱讀，直至1998年停刊。他形容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閱讀自由的地方，但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無償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筆耕六十餘載 國安法後感實實在在壓力
90年代，李怡遇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往後一直為《蘋果日報》撰寫專欄逾20載。去年3月31日，他在《蘋果日報》「世道人生」專欄寫下「告別篇」，形容港區國安法令論政失去法律保護，是寫作60多年來從沒遇過、實實在在的壓力。
他提到自己「很老了」，精神體力俱不足，又慨嘆社會還要評論家來做甚麼，因為香港荒謬，誰都看得出，誰都能批評，不需要評論家指出，加上社會撕裂，黃藍對立，人們只聽相信自己認同的事，理性的交流與說服變得沒有意義。最後引用魯迅《吶喊》的五言絕句作為專欄告別語：「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
自80年代開始，李怡逆轉對中共的信仰，由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到九七回歸，他論述過香港多次思潮變遷，其著作包括《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知識分子與中國》、《香港一九九七》等。
2013年，他著作《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探討香港出現的本土意識，他在自序中提及，本土意識的興起，表現出年輕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不可為或是現實，但不為則任香港沉淪。
2020年，他出版最後一本著作《香港覺醒》，輯錄他在2019年的政論文章，大部分內容提及反修例運動。他形容2019年是香港極具意義的一年，也是他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
反修例輾轉難睡 香港走上不歸路
前年7月，李怡接受《眾新聞》訪問，提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令他很大感觸，「我真係幾廿年經歷過唔少風雨，2019年嘅風雨係最大，成個香港變得同以前唔同。」談及中大和理大被警察圍攻時，他坦言夜裏無法入睡，很驚也會哭，事後他跟著銀髮族去英美領事館遞信，「因為太過壓抑，點都做啲嘢啦，衰衰地都，我係衰衰地架喇。」
反修例這一役，也顛覆他一直以來對香港的看法，他承認思想追不上，有很多誤判。「你係老咗，你嘅經驗係唔適合嘅，你係要聽人哋新嘅嘢、新嘅知識，因為任何人都會喺自己嘅經驗裡面跌交，只有不斷地批判自己、不斷地反省自己，人至會進步、社會至會進步、國家至會進步。呢個係我自年青以來，形成一種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
對於國安法刀懸頭上，他淡然道：「佢捉咗我就無囉，就被擱筆。如果唔係嘅話咪照寫；或者我無地方發表，咪擱筆。」他坦言這段時間是糾結的，形容國安法是elephant in the room，很難當作不存在，但他說「喺安全同自由當中，你都係選擇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最後一文憶流淚憂心年輕人
告別《蘋果日報》專欄後，他仍然孜孜不倦，在個人專頁繼續書寫香港。上月15日刊登的文章仍然心繫香港，談到三年前的反修例運動，始終不能忘懷。
他憶起那時候：「我每天看著電視畫面上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真槍實彈。我憤怒，對年輕人的勇武抗爭感到痛心。許多個晚上，我緊盯電視，想看到中大、理大攻防戰的發展，想看到年輕人脫身和被救援。我流著眼淚，心裡叫那些年輕人不要以卵擊石地衝擊呀！但我說不出口，也寫不出來。」
因為他說：「我知道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在和平的手段用盡而得不到政府的回應時，他們只有在抗爭中才感到自由，才體驗到不相識手足的真正友誼。」
他指2019年之前，香港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在中國大陸的侵蝕下，已使他感到陌生，想不到2019年香港人為社會權益奮起抗爭，那種獻身精神，也使他感到陌生，前者令他沮喪；後者令他驚異。
「我自問對香港人的特性有深切了解，香港人精明，在守法中很懂得轉彎，到了世界各地都能夠生存，善於趨吉避凶。但怎麼會在這一年變得不顧個人利益勇於為促使社會改變而犧牲呢？」
對當時83歲的他來說，這是全新的認識——香港人覺醒了。「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一有機會，就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比如，英女皇逝後，那源源不絕的人龍和花海，就是民心所向，也是對強權的無聲抗議。」
李怡有女兒有孫，太太在加拿大安息。近年他移居到台灣，去年一度傳出心臟衰竭，及後捱過關口，至今年9月仍有在網上發表文章，惟今早9時13分辭世。
「我享受慣獨立輿論，我一生追求嘅就係呢樣嘢。」李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