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前兩星期，龐智筠在家中翻開舊物，把捨棄的物品放進黑色膠袋內。1997年，她在香港演藝學院畢業，隨即加入城市當代舞蹈團，目前是駐團藝術家，一晃眼26載。「在一個團做足26年，你想想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會形容是安分守己、循序漸進、穩穩陣陣的人。」

這幾年，疫情偷去很多人的時光，香港的疫苗政策佈下天羅地網 ，必須接種疫苗方能進入所有表演場所。「我突然間覺得我無得揀，點解我會無得揀？很難受……那些決定，放入我身體內，我無得揀？」她說著說著，淚水湧上眼眶，始終不能接受，無法為自己的身體作主。

一直拖一直拖，直至豁免疫苗的期限屆滿前，她細細聲告訴丈夫：「我明天去打針。」丈夫卻告訴她：「你不用打，我養你。」丈夫說過想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問另一伴願不願意同行，她答可以。「兩公婆不就是這個意思嗎？」經歷疫情，面對恐慌、面對生死，她覺得「只要活著，我們在一起就可以；只要在一起，我跟著你就可以了。」

如此「安分守己」的人，在時代更迭的香港下，動搖著從未想過的一步。她編舞的作品《迴影》就像回眸著不同年代的自己，與新舊交替的過程，成為她在這座城市的告別作。花樣年華追逐夢想，為這城光影伴舞26載，這個夏天過後，她便會和丈夫移民台灣。

新舊蛻變

「這是我第一份工作，也是我這輩子暫時打過的工。」

龐智筠在1997年香港演藝學院現代舞系畢業，同年加入城市當代舞蹈團，舞室由黃大仙搬到大埔的歲月，她都經歷過。今天，排舞室內，年輕舞者居多，昔日一起讀書、出道、追夢的玩伴，就只剩下一位，這次她要走了：「我諗對方會很捨不得我。」

以前學跳舞、做演員的年代，她說：「有啲思維，覺得要跟，要浸淫五六年，才有機會獨舞，我認為是必須經過的階段。但現在的社會不一定，只要你有能力、你有條件，你都可以做得好出色。」事實上，她認為香港年輕一代的舞者，比起二十年前自己那一代，整體的技巧和實力都有所提升，更不諱言有些年輕舞者的動作，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但很多人以為，舞者學了舞步動作，再配合音樂律動，那便成事，其實並不亦然，她認為演出關乎演繹。而演繹往往需要經歷和思考。編舞的工作，就要引導舞者如何演繹，就像一套電影裡的導演。

世界沒有唯一

她由舞者出身，近年編舞為主，也負責青年教育工作。這幾年，有些演出跟演員和歌手合作，圍讀劇本時，演員會一字一句查問原因，讓她發現舞者和演員，在準備一個演出的思維大有不同，這些經歷，開啟了她以往牢不可破的思考模式，對創作、對事物的看法，從此變得不一樣。

「可以在一個團做足26年，你想想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會形容是安分守己、循序漸進、穩穩陣陣的人。我的創作，某程度上思考模式是相似的。以前你會覺得由這裡行出來就會順，而家會問點解要你從這裡行出來。所以我現在很少說一定要咁做。世界沒有唯一，我現在知道了。」

她說，現在排舞：「我不會說『我認為』、『你要咁做』，因為你一定有你的自由去選擇，我說的不是唯一、不是王道。你必須思考我說的，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如果你不認同，我們應該要再去傾。」

就算她心裡有另一個更好的想法，也會這樣說：「可不可以試下咁樣做，但如果你覺得不順，你再找一個方法。演員會知你想他怎做。但如果你話你要咁，說得很決斷。這種命令的關係在課室上不太好。」

她也很少會將「我以前」、「我乜乜乜」掛在口邊，就算說起從前，也只因開心有趣，自己老了、跳不動了，而不是強調時間的資歷。

洗盡鉛華，對藝術的追求，倒過來也講求對人的包容。

難得可以排舞

以前她會覺得，即使舞者用工餘時間來排舞，也只是跳舞無法成為養活他們的工作，但一跳起舞來，仍然只有專業和不專業之分，不能求其，不可視自己為兼職。「以前只想做好，現在會想多一步，課室裡的氣氛要開心，不是說要玩，而是工作要愉悅，這很重要。」

尤其是經歷這三年疫情的洗禮，她坦言：「試過幾多次，排排下cut show，你真的可以上台跳一隻舞，其實由去年九月才開始穩定少少，但有演員中招，也不能上台表演。」

「以前上台表演，好似搭巴士咁輕易，不覺得很珍貴，上班而已，但原來真的可以很難。有一段時間，連課室也回不了、大廈也上不了，既然咁難得可以排練，既然有得聚在一起，為何氣氛不能愉快呢？不是我想他們開心，我都想我自己開心。」

無法為身體自主

對於疫情，她有很深感受。港府實行的疫苗政策，幾乎無孔不入涵蓋市民的日常生活，所有表演場所也必須接種疫苗方能進入，變相她不打針，就無法演出、無法排舞、無法工作。

談起當日的抉擇，她的雙眼頓時凝著淚水：「我突然間覺得我無得揀，點解我會無得揀？很難受……那些決定，放入我身體內，我無得揀？當然我可以辭職，但我都唔想辭。我點解要因為呢樣嘢而辭職，我覺得很奇怪，我接受不了。」

一直拖一直拖，直至去年二月豁免疫苗的期限屆滿前，她才打了第一針。前一晚，她細細聲告訴丈夫：「我明天去打針。」丈夫問她：「你決定打？」她說：「不打就要辭職了。」丈夫告訴她：「你不用打，我養你。」片刻，她搖搖頭，其實當時心想：「你養不了我，我花費很大。」然後丈夫就說：「好吧，那你自己決定。」

「我沒有勇氣，我不打針，我沒有錢。從前我感受唔到的一切，那一刻我感受到。」26年來沒有想過辭職的念頭，從那時開始動搖了，她覺得差不多了，開始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婚姻的意義

她跟丈夫在演藝學院認識，一起讀書、拍拖、結婚，走過人生高低跌盪之時。這幾年，香港社會發生的事，他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無法視而不見。丈夫想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很想知道另一伴想不想、可以不可以，她說可以。「如果你都開到口，想在另一個地方生活。那我就點頭，結婚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兩公婆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丈夫想過移民到西方國家，但她不喜歡那種感覺，不想退休、不想日日在家打掃、買餸、煮飯，對她來說，這不是生活。後來，丈夫再提出移民台灣，這次她覺得可以。也許經歷疫情，面對恐慌、面對生死，對她來說「只要活著，我們在一起就可以；只要在一起，我跟著你就可以了。」

二人憑著多年的舞蹈經驗，申請專業人士技術移民，去年已取得台灣居留證。「雖然說，我們兩個拖著手就可以無牽無掛地出發，但我們年紀都不少，適應可能也不易。然而，我不想很有壓力，不想去到後有很多拗撬，咁又為乜？正如我排舞，必須很愉快地去做。」今年暑假後，她和丈夫便會離開香港。

最後舞章

離開香港前，她還有一個作品在今年五月上演。由她編舞的作品《迴影》將會是她在這座城市的告別作，她說已經四年沒有為大團排舞，這幾年團員的流動性很大，她也因為崗位的轉變，很少跟團員相處。這次看見一班人一齊排舞，很多年輕舞者的面孔，也讓她回想起，初初入行時，跟隊友每日放工都不願回家的片段，想起很多。

這次參演的舞者中，有些剛剛入團，心裡那團火很大，樣樣事物都覺得很新鮮；有些入團幾年，開始有些經驗和能力，會有自己的選擇；有些已經跳了十多年，究竟如何維持內心那團火？這些階段她都經歷過，每一個舞者就像是她不同年代的反照。今次作品就是展現整個過程，新舊世代之間的互相影響，或者是她對這座城市的祝願，用舞蹈來說聲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