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覺得，我是極少數的人去看輕生問題，但很多人看過電影後跟我說，身邊的人都是這樣，有類似的經歷。」十多年前，卓亦謙有一位大學同學輕生，前一晚二人還有見面。那時候，他根本不以為意。對方寫了一封六千字的遺書給他保管，足足十年後，他才把信中的一字一句告訴給當日的老師和同學。

卓亦謙畢業後有套短片《至少在夢裡》，到現在的長片《年少日記》，都是圍繞成長傷痕、不理解、鬱悶、輕生的命題。這些成長的患得患失、生死的思考，足足縈繞他十多年。他以為拍完這套電影，如像找了朋友傾訴，會舒服一點，甚至可以放下，結果並沒有，仍是會有昔日的遺憾與情緒，但他覺得：「我是不會忘記佢，但我可以好好記住佢。」

十年磨一劍

卓亦謙在2012年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畢業，《年少日記》的男主角盧鎮業是他的組爸。初初入行，他由場記和編劇助理做起，參與過《激戰》、《魔警》等作品，但很快就覺得自己不適合做副導演組，因為自己不是一個很醒目的人，後來集中做編劇，埋首創作。早幾年開始，他負責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創作組，也因此認識董事局主席爾冬陞，邀請對方為自己當監製。

浮浮沉沉十年間，他說，做編劇的收入不穩定，花上半年寫一稿二稿，有時連續很多個月沒有收入，有時又要幾個項目同時出稿，工時很難計。編劇的薪酬大多分成很多期發放，有時拍完電影才收到酬金，但最大問題是，並非每套電影最後開拍得成。寫完開不成，他試過，寫完被走數，他也試過，尤其跟外地片商合作，「咁可以點？」

「其實不是只有我，所有編劇都是同時寫四五稿，才有可能生存到，但變相沒有時間生活，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劇本的養分就是來自生活，沒有生活又怎樣寫出好劇本呢？」為了謀生，大家唯有不斷通頂，用自己的健康來換取，但日子久了，他說：「我過了30歲，我覺得我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灰心有時，想過不做，他都會問問自己還適不適合留在這行，「我很想嘗試自己拍、自己寫，會點呢？如果失敗，就入自己數，很公道；如果OK的，就繼續做下去。我很想知道自己去到邊，想跟自己有一個交代。」結果，十年磨出一把利劍。

《年少日記》是一套談成長創傷的電影，片中的老師和社工不斷尋找，誰人寫下遺書，若能找得及，或者可以挽救到多一份生命。或多或少，這個遺書的遺憾，跟導演昔日的經歷有關。

遺書的故事

十多年前，他還在讀大學。有日下課後，他看見有位同學坐在課室一角，默默地書寫。他好奇走上前，拍一拍對方。對方頓時把桌上的書信收起，不讓他看。他還以為，對方正創作自己的電影橋段，還著對方加油，希望快些看到故事。

翌日，有警察走上學校，那時他才知道，這位同學已經自殺身亡。警察把一個塑膠袋給他，內有對方留給他的物品。他打開，是一疊六頁紙厚的手寫信。對方很愛電影，就連最後的信件都以劇本格式寫出來，交代了自己的故事，希望有人會知道自己選擇離開的原因。

他為對方保管這封遺書十年，直至2019年，他把書信掃瞄入電腦，把內容逐隻字打出來，轉發給昔日認識這位同學的師生，唯獨已經找不到對方家人的聯絡方法。「可能個天就係咁，你找不到他們，但不要緊，我會保留這封信，我會記住你，我亦要警惕自己好好走下去。」

不能忘記　就好好記住

不似醫生、律師等「名牌」學科，他說，讀電影通常不會得到很多人支持，這位同學讀電影都遇到困難。他覺得，香港的社會觀念始終比較保守，未必會讓小朋友發掘到適合自己的興趣。

就好像小時候，別人問他想做甚麼，他很天真地說，想做玩具設計師，因為他常常都會嫌自己的玩具，造工不夠好，自己更會動手改造它。但大人聽到，不會覺得有出路、有希望，也讓他放棄這個念頭。「我小時候很想做的，或者覺得很有趣的，很多都因為環境而令我卻步，這是真的。」

學業壓力、朋輩壓力、還有競爭文化，他覺得：「很多小朋友，那些同學，既是你的朋友，但你又要跟對方競爭，其實你會怎樣處理這段關係？小時候的我都不懂得，我在離世朋友身上，看到我自己憂鬱的一面。我都會想起，學業壓力很大的時候，小時候最想死的階段。我就開始想，我想寫一個人的心路歷程，怎樣走到那一步。」

他本以為拍完這套電影，「我會好像找朋友聊天，講完出來舒服一點，甚至可以放下，但其實不會的，我是不會忘記佢，但我可以好好記住佢。」香港社會壓力大，人人都有創傷，他始終覺得：「痛苦是不會消失，你擁抱它，或者與它相處，去到最後無論是我自己，抑或電影中的鄭sir，其實都在過程學會了一件事，我們都要先搞掂自己，面對自己的創傷。」

電影沉重，有悲劇發生，但仍然渴望，為他人帶來一點希望。放映後，有觀眾表示身同感受。卓亦謙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極少數的人去看、去思考輕生的問題，但很多人卻告訴他，身邊都有朋友這樣、有類似的經歷。原來，彼此都不是少數，可以一同感受、一同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