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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年少日記》不忍學童感絕望 爾冬陞:電影不應避開社會議題

「我很反對有人說,已經日日看新聞,為何還要拍寫實片,不想再看多次,拍喜劇吧。如果只有喜劇,那是貶低電影的意義。我覺得電影唯一的價值是,讓人觀看時有少少啟發。」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爾冬陞說道。這幾年,他為兩位新導演的作品擔任監製,一套敲問新聞工作價值,另一套剖白學童內心傷痕。

看似燙手山芋的社會議題,不帶輕鬆,沒有笑聲,他掛上自己的名銜,讓作品說話。他說,從不覺得電影偉大,多年來只有幾套韓國電影,令當地政府改變法律,大多電影最後都無法改變社會。但如果有些社會問題是嚴重的,那就不應該避開,要用電影提出來,引起更多人關注,這個空間應要繼續存在。

爾冬陞說:「要繼續拍下社會議題,你不鞭策一下,你不提出問題,大家就當沒事發生。」

「有沒有人關心他們」

人稱「主席」的爾冬陞,遊走影壇半個世紀。無人敢頒的獎,他頒過;鬧得滿城風雨的獎,他面對輿論;在他擔任金像獎主席的任期內,大量起用新人主持、用新導演構思。這幾年,他再為新晉導演——簡君晋和卓亦謙分別執導的《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記》擔任監製。

前者訴說殘疾院舍虐待院友,敲問新聞工作的價值;後者談及學童輕生的議題,反思原生家庭留下的創傷與鬱結。後者也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的參賽作品,獲獎才開得成,不會有監製主動找上門,只有導演尋找監製,但他沒有拒絕。因為商業以外,電影還是有些價值,提醒別人關心一些議題。

爾冬陞在九龍城寨長大,跟不少電影人一樣出身基層,見得窮人多,不懂得拍上流社會的故事。他喜歡看紀錄片、寫實片,留意社會民生。時至今日,他閒時會由佐敦行到深水埗,觀察百態:「你官員夠膽說,去貧窮的地方多得過我?」

創作《年少日記》那段時間,他一看到學童輕生的新聞,就會轉發給導演卓亦謙。他說,自己年紀大,看這些新聞很不舒服、很不忍。「我們生活在一個繁忙社會,有時連親朋戚友、兄弟姐妹都無時間擔憂,個個都有自己的問題,不可能每天找人傾訴。但最大問題是,有些人感到絕望,要走到那一步,其實非常痛苦。我現在看到香港,就是這樣的情況。整個系統裏面有沒有人關心他們多些?」

翻查資料,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今年七月發表數據,指去年自殺的人數和比率創15年新高。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今年九月亦公布數據,指15至24歲青少年去年的自殺率創歷史新高,八年間增幅逾九成。

黃梓樂在片中飾演小學生,過著一個不愉快的童年,「對不起」大概是他跟父母說得最多的話。《年少日記》劇照

「學習做個爸」

《年少日記》戲中的小朋友,過著被父母逼迫、期望和比較的童年,成長得孤獨,感到不被重視,獨自寫下的日記,一筆一字蘊含著淚水。現實中,爾冬陞也是一位爸爸,有一位八歲的女兒。他跟導演說:「我不會對我女兒,像你戲入面咁。」

在香港,很多家長會讓小朋友學樂器,又小提琴、又鋼琴、又畫畫,但子女長大後,如果想從事藝術,大多家長卻又會反對。他覺得,小朋友的童年最簡單,就是要讓對方開心,不要有太大壓力,隨對方的喜好讓其發展。他會不會要求女兒學很多技能?他一口就說:「不會」,但後來又補多句:「媽媽會。」

一直以來從沒想過生小孩,走過知天命之年卻誕下女兒,他說自己「學緊做一個爸爸」,還到處請教朋友。有次他去剪髮,相識的師傅老友悶悶不樂說,女兒今年13歲,昨天搭女兒膊頭時,被女兒一手揮開,心傷透得很。他不懂得,原來會有這種感覺。

他又走去看書,查看育兒方法,知道如果從小跟女兒說,頑皮就會有鴉烏鬼出現,會令對方迷信;如果女兒做錯事,就扣她零用錢,會將對方的價值觀跟金錢掛鈎,也可能會令對方開始說謊。他又說多一次:「其實我都在學習。」

看過電影,對他最大感覺是:「因為我年紀大,我要更加珍惜跟女兒相處。」有些朋友羨慕他,因為他們生小朋友的時候,正值事業起飛,沒時間照顧子女。但他不是,早過了這些階段,這幾年疫情,加上現在年紀大,晚上都不會四出應酬,反而珍惜和女兒相處,「因為她小時候的回憶,是屬於父母的,到她長大後便是她的生活。她小時候的事,只有我會記得。」

電影有一幕,老師著力記得每一個學生的名字,就是希望讓他們感受到,自己被重視。好好記得,也是一種溫度。

看過電影,對他最大感覺是:「因為我年紀大,我要更加珍惜跟女兒相處。」

電影的價值

或許電影未必扭轉到全部家長的想法,甚或改變到一個社會。他說,多年來只有幾套韓國電影,令當地政府改變法律,但他始終認為:「我們不可以避開這些問題、不應該避開社會議題,不能夠說,電影就是要帶給人歡笑,不是這樣的,它是其中一個渠道提出問題,引起更多人關注,愈多人關注,改變的機會就愈大,這個空間應該要存在。」

他口中改變社會的韓國電影,包括2011年的《無聲吶喊》,改編自真實的聾啞學校性侵事件,令當局重啟調查,接管學校,國會也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加重刑罪;2013年的《許願》改編女童遭性侵致永久殘障的慘劇,促使政府加重對兒童性侵的刑罰,受酒精影響不是減刑理由。另一套2003年的《殺人回憶》也令國會修正「刑事訴訟法」,延長殺人罪的追溯期。

「我很反對別人說,已經日日看新聞,拍這些題材做甚麼,不想再看多次,拍喜劇吧。如果只有喜劇,社會題材不需要存在的話,那是貶低電影的意義。」可能有些觀眾藉電影逃避真實生活,那豈不是像駝鳥一樣?「我覺得電影唯一的價值是,可以令人在觀看那刻,帶來少少啟發。哪怕只是少少啟發、少少改變,我覺得就有些意義。」

「我們不可以只看票房的問題,你去做任何事,除了取悅觀眾,都要取悅自己。」這令他想起,曾經有觀眾因為《新不了情》戲中癌症女生的樂天性格受到鼓勵,也有父母看完《早熟》後改變育兒方法,都讓他很感動,原來這樣已經很足夠。倒頭來,其實他也被簡君晋和卓亦謙鼓勵到,要繼續拍寫實片。

爾冬陞帶著兩個「八十後」導演,行影展、走戲院,有種角度,也像父和子。圖左為《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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