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戲，是為這個城市而做，但近幾年好像跟這個地方愈來愈遠。如何可以繼續用我擅長的媒介，去講這個城市的故事，維繫著我們的觀眾？」幾個劇場老鬼靈魂敲問下，拋出幾個故事想法，無獨有偶都跟生死命題有關。
學童在校內墮樓身亡，校方未有即時報警，制度如何害死一個人；三個大叔天台相遇，道出各自生活難關，心態決定遭遇，但敵不過天意弄人；疫症鎖城，出走上山，尋覓樹窿釋放自我。這都是「觀塘劇團」和「自在觀」在舞台劇《生命的故事》演出的情節。他們希望生死話題不需要迴避，「城市裏面有很多人病發，他們受著甚麼影響？」
制度害人 浴血《嫣紅》
2013年，基真小學10歲女童在校內墮樓身亡，校方未有即時報警，反而聯絡距離救護站七倍遠的聖約翰救傷隊。後來死因研訊，副校長石玲聲稱「忘我救人」而未有發現女生傷勢，另一副校長高婉華亦向救護員稱女生「行得」，惟救護員到場後，發現女生已頭骨爆裂、雙腳嚴重骨折。法官直斥多名教職員失實不可信、謊話連篇，只有一名校工坦誠指出，校方曾言遇緊急事不要報警，最終裁定女童死因存疑。
這是劇目《嫣紅》的創作源起。編劇及導演易銀玲很記得當年這宗校園悲劇，一個10歲女童在校內墮樓，但學校上上下下發現女生的人，都被法官批評「講大話」，只有一位校工沒有說謊，道出學校沒有報警一個微小的事實。她想敲問的是，制度如何害死一個人？
「他們說了很多謊言，究竟女生由幾高墮下？當時有沒有真的死亡？還是只是身受重傷？大家完全沒有理過這個小朋友。不要說學校的制度，人本身也有很大問題，尤其他們身為老師。」
很多問題一直縈繞她的內心：這個小朋友生前是怎樣的？會不會很孤獨？究竟是受到欺凌？還是受到任何家庭壓力？當面對欺凌時，會不會很無助？在女生那個年紀，家人以外，身邊最親的，可能已經是學校裏面的人。
《嫣紅》幾年前曾經以獨腳戲、圍讀劇本等形式演出，這次重新排演，她希望將故事的重點，放回那名女生當中。「城市裏面有很多人病發，那個抑鬱的情緒正爆發當中，而我最留意到的就是學童。他們受著甚麼影響，是社會環境氣氛、學校、家庭、自己，而選擇不同的決定？」都是她一直想寫的故事、想探索的問題。
故事當中，有年輕人因為同學的離世、旁觀欺凌的不作為而耿耿於懷，又因為原生家庭的問題離家出走，寄居停車場，同時意外揭開保安員的內心遺憾，兩代人互相慰藉彼此。
天意弄人 《死俾你睇》
另一個劇目《死俾你睇》是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圍繞三個中年大叔，各自面對生活上的挫折，有人失業、失戀、或在人生意義上迷失。編劇陸燕梅由床下底找回這份「孤本」，看了三次，就笑足三次，反問自己「為何那個時候會寫出這個故事？完全不記得，但今日看來，卻發現故事並沒有脫節，笑完之後，其實有點心寒。」
導演林禮濤回想起，千禧那幾年，香港的社會環境其實不算太好，可能因為經濟等原因，也有很多人不開心。時鐘轉移至當下，就有點像新冠疫情之後的香港，經濟環境和社會氣氛，同樣也讓很多人不開心，昔日這份劇本，其實並沒有過時，香港同樣經歷類似的轉變。
故事當中，三個大叔在生活上各有難處，即使說得最輕鬆淡然、表現得最豁達的保安員，其實也跟打算尋死的二人一樣，都在掙扎求存，活在一個不開心的社會氣氛當中，只是有人選擇悲傷過日子，有人選擇努力做事。事實就是，可能大家都經歷著不開心，但用不同的角度和心態面對，或會迎來完全不同的結局。
在樹窿呼叫 《飛越斷崖橋》
最後一個劇目《飛越斷崖橋》設置在郊野發生，兩個走到斷崖橋的人，彼此捉錯用神，最後卻互相釋懷。編劇莊綺玲記得早幾年疫情，全家「中招」隔離，因為家裏有老人家，即使身在家中，家人仍會戴上口罩。「那段時期，感覺每個家庭都有不同難處，我家裏有老人家，一旦確診會不會申報？會不會被捉去隔離？老人家頂不頂得順？」每個問題、每個疑惑、在她家中出現的情況，其實就是社會一個縮影。
「有一日，我真的很想找一個樹窿嗌一下，嗌乜都得，總之就想宣洩一下，那時的自己會出現這種情緒，夾雜著當時的社會氣氛，我相信整個香港很多家庭都面對著同樣的難關。」
身兼製作統籌的陸燕梅說，三個劇本橫跨三個時期創作，但放在一起，卻有一個共通點，同樣談及生死。她認為，生死話題不需要迴避，但問題是怎樣處理？她希望劇作，會為觀眾帶來反思，重新思考對生命的態度，尚要明白還有很多選擇。
易銀玲發現另一個共通點是，三個故事出現的場景，停車場、天台和郊外，剛好都是很少人前往的地方。她覺得自殺題材，往往很難跟人談論，很多人選擇避開，又或根本無從入手。她形容近年坊間有些說法、有些氣氛，總是說不要談這些題材，不可以說的，進不了大劇院，沒有人會訪問，一岸之隔的澳門就有類似舞台劇取消演出，她很想趁著還有的機會，做到就做。
劇場老鬼的信仰
記者兩次採訪劇團的排揀，一次在紅日假期，一次在平日晚上。跟本港很多小型劇團一樣，這次演出大部分人都是收工後，再租場排練。談論生死話題，不知觀眾受不受落，不知能否走進大劇院，但仍然想做、想講、想創作，為了甚麼？
易銀玲說，一直以來自己的創作方向，都是很想和這個城市有些「挐掕」，「我做的戲，是為這個城市而做，但近幾年好像跟這個地方愈來愈遠，如何可以繼續用我擅長的媒介，去講這個城市的故事，維繫著香港人、我們的觀眾？遇到這個題目，我會更加想去講，是我一直秉持繼續做的劇場創作。」
林禮濤相信，劇場有它的語言和力量，因為由初初看話劇開始，再參與演出和製作，很多時候踏上舞台，就會感受到一種力量，傳達著一種訊息。「我很想用這個方式表達自己想講的話，將自己認同的訊息帶給觀眾。我相信香港很多玩話劇的人，都是收工之後來排戲，但到演出和謝幕一刻，都會不記得之前有多辛苦多累，聽到觀眾的反應，就會覺得甚麼都值得，下次排練時，又會忘記上次有多辛苦，這就是舞台的魔力。」
陸燕梅自言，不是一個很叻的前輩，只是一個比較資深的劇場人，「近幾年比較多做搞手，會有一個想法，好想創造一些機會給新朋友，鼓勵他們去創作，鼓勵他們做演員。你會見到我們可能有些演員比較生手，但我覺得不要緊，你不給予機會演出，對方不會成長。寫好的劇本，不給予機會排演，對方不會有動力寫下一份劇本。我希望可以創造一些機會，給予對戲劇有興趣的人。」
說到這裏，她突然哽咽起來。說得感觸，是因為創造機會愈來愈難？
四個人坐在一團，無聲點頭。「香港這幾年愈來愈難，如果很直接講，實際的觀眾人數，我的年齡層少了一半，觀眾少了，開戲的人又少了，環境難了。」易銀玲和林禮濤說道。
「當有機會時，大家又會傾向市場計算多一點，可能會請一些有知名度的演員、設計師，變相其他想進入這個圈子的人，機會變得相對地少。」陸燕梅補充說。
「有人問我，為甚麼要找一些生面口的演員來演出？我覺得，要畀機會人哋麻。如果我還有能力，為何不嘗試創造機會給大家，究竟我的能力，可以去到幾時，真的不知道，這牽涉精神、體力、金錢。如果真的可以創造多一些機會，我盡量做。我很珍惜這些日子，因為你真的不知道甚麼時候，在香港這樣的氣候下不能夠再做，不知道，大家都很明白，做得一次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