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復活節，在維港兩岸，剛好有兩個跟香港歷史有關的展覽，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放的「香港故事」展覽，刪走原有展覽中歷任港督、聲援八九民運的百萬人大遊行等資料，並以「強行割佔」等用字來形容英國的殖民統治。不少論述亦提及英殖期間，華人受壓迫、原居民英勇抵抗英軍的一面，而香港和祖國的血脈濃情卻從未隔斷，彷彿把歷史中的好人、壞人、受壓迫者的角色都鮮明地描繪出來。
彼岸之隔，中環香港大會堂內，另一個由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辦的金禧紀念展，卻播出不同電影人跟電影節的經歷，並邀請觀眾留言，說出自己和電影節故事。電影節的歷史不是單一的，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回憶和論述。一海之隔，盡是兩種論述回憶和歷史的不同方式。
我們如何論述回憶，往往反映著我們如何看待過去、家園、自我、甚至是跟想像共同體的關係。俄裔美籍文化研究學者博伊姆（Svetlana Boym）曾在《懷舊的未來》（2001）書中，提出「恢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和「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兩個概念。前者講求重建過去，填補記憶空白，其任務跟重建「真相」有關，有機會把歷史神話化，簡單地將歷史善惡二元對立，而抹煞真實歷史當中的矛盾和複雜性。當社會缺乏凝聚和歸屬感時，這種「恢復型懷舊」可以提供一個「劇本」令人跟從，因而有機會用於國家主義之上，用以重建社會凝聚、安定、服從等政治用途。
另一種 「反思型懷舊」則強調歷史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珍視不同記憶的碎片，沒有絕對的「真相」，不同的記憶並非彼此排斥。書中提到在歷史巨變之中，人們真正最懷念的可能不是過去和家園，而是和同伴之間，共同承載的文化經歷，這並非基於民族或宗教，而是基於有選擇的親和力和情感。
香港國際電影節適逢五十周年，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了金禧紀念展，除了由大會書寫電影節出現的緣起、定位與歷史演變外，也邀請不同國家的電影人，談及他們自身和電影節的經歷，展覽亦邀請觀眾留言，寫下和張貼自己和電影節的回憶，這些內容都會成為展覽的一部分。
電影節的歷史和回憶不是單向的，也不是只有一面的。對導演關錦鵬來說，他的回憶是，昔日在大會堂看完電影節後，會和朋友在海旁一邊討論電影、一邊喝啤酒汽水，談到三更半夜，甚至天光才坐頭班車回家。導演翁子光卻記得，曾在電影節跟大師級導演王家衛對談，對方還說：「有甚麼事就打給我」，但他後來發現沒有對方的電話號碼。導演鄭保瑞的回憶則是，電影節放映他執導的《命案》，令他第一次感受到觀眾長時間的掌聲，這些掌聲對他來說，成為很大的鼓勵。
有觀眾留言說，想起以前天星碼頭仍未搬遷，試過中午在大會堂看完電影後，趕搭渡海小輪到文化中心看下一場，之後再趕回大會堂，經歷「穿梭維港三重奏」。又有人希望香港電影不要被「短劇」文化侵蝕。
受訪者不一定要歌頌電影節，也可因應社會轉變的脈絡，而出現新的期盼和批判性思考，這都是「反思型懷舊」提出的觀點。例如關錦鵬留意到現今大環境改變，出現更多很小規模或個人的製作，他希望電影節在引進其他作品來香港的同時，更著力推廣香港年輕導演出去，把他們推廣到外國的電影節。鄭保瑞則指出香港的題材收窄、資金減少，香港電影業正經歷艱難的時候，希望年輕導演開闊眼界、走遠多一點，嘗試把作品定位給世界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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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維港彼岸，香港歷史博物館花逾五年時間，重新策展和論述的「香港故事」展覽，似乎採用了另一種論述過去的方式。館方至少29次以帶有負面色彩的「強佔」、「強行割佔」、「強行佔據」、「割佔」、「佔領」、「侵越」、「武裝接管」等用字，來形容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管治。
也有篇幅提及殖民時期，香港司法制度的雙重標準，包括英方曾以打烙印、戴木枷等手段對付華人，歐籍人士和華人的待遇如「雲泥之別」。英方又曾藉維持治安之名，禁止華人夜間外出，並以保障洋人健康為由，禁止華人居住在山頂區。為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英方因而舉辦「粉飾太平」的慶典。後來，港英政府提出政制改革，並引入代議政制，館方形容是英方「以退為進」的懷柔手段，以鞏固管治，也是撤退前延續英國對香港影響力的部署。
至於新界原居民，館方指他們為了保衛鄉土，曾對英軍展開「英勇壯烈」的武裝抵抗。六十年代，由香港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也變成「反英抗暴」的形容。凡涉及對英方的反抗，彷彿都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在每個展區當中，論述香港不同階段的發展時，也加入篇幅形容中國的角色、關係和血脈相連情懷，包括殖民時期的香港，館方形容「在血緣、語言和民俗文化上與內地同氣連枝」、「祖國與香港的血脈濃情從未隔斷」、「國家始終心繫香港」，直至香港「回歸祖國」，才能「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亦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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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施壓者、誰是受壓者；誰是英雄、誰是侵略者；這些形象彷彿一目了然。如果歷史是這麼簡單就好了，歷史非童話故事，更非二元對立就能梳理得到，往往不能忽略當中的交叉性和複雜性。書中引用歷史上種族清洗等暴力事件來提醒大眾，論述歷史可以是危險的，通過排除他者、異質記憶和個體的經歷，有機會成為逼害他人的工具和民族主義的燃料，所以我們要警覺歷史敘事背後的權力，誰在論述、誰人被排除在外、這個敘事如何塑造未來想像，而非被這些話語牽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