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年間，大銀幕上至少有八部作品，看見同一副年輕面孔。墮入網戀的宅男、被束縛的殘疾院友、遭欺凌的校園少年，周漢寧猶如坐上一列火車，踏上電影業改朝換代的浪潮。問他頻頻被導演選中的原因，他笑著掩臉說不知道。訪問結束走到街上，他卻突然想起：「可能我夠普通，我不靚仔、不標緻，我覺得自己很普通，可以代表一下普通人，做落地的角色。」
正正這份平凡，他跟觀眾一樣會看得激動。他曾在放映後哽咽地說：「有些黑暗會驚，他們不會那麼容易走出來」。想起飾演殘疾院友的遭遇，那份憤怒和無奈仍然會湧上心頭，他眼泛淚光說，人性永遠都會有黑暗，但當大家認知、談論事件時，伸向黑暗的爪，或許沒有那麼容易伸出來。他們正在做的事，就是讓它不敢作惡。
記者：梁樂欣 張凱傑
在自由中成長
在光影的世界，周漢寧經常飾演被欺負的對象，但現實中的他，卻經常哈哈大笑，問同事、問經理人自己的打扮可不可愛。「很多人誤會我是沉鬱的文靜小生，但其實我不是，我有很多能量，莫非我的樣子太慘了嗎？」
雖說平凡，但周漢寧不是來自草根階層。他自小在赤柱成長，就讀全港最大的直資名校聖士提反書院。寬敞的校園，厚實的歷史背景，再面向無盡的大海，他坦白地說，這個校園空間給予他很大自由。學校常鼓勵學生「think out of box」跳出框框思考，他的同學，成績再好，也沒有選擇別人口中的醫生或律師，而是忠於自己的內心想法，寧願當一位老師。他在中學目睹的是，大家都在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
放榜那時，父母沒有限制他的選擇和發展，當時的他，還未清楚自己的路向，考慮過升讀大學商科。母親卻提議他，不如嘗試演藝學院。因為他的中學時光，會參加管弦樂團、合唱團、朗誦，生活裏面有很多表演，而表演的時刻，他總帶著開心。為了追夢，不理家人反對讀演藝的故事聽得多，反過來由家人推子女一把的例子卻鮮有聽見。母親對兒子的了解，為對方開啟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周漢寧在2018年演藝學院表演系畢業，隨即參演電視劇《教束》，劇中控訴強權制度，對學生的抑壓，剛好播出那年，劇中的故事在香港每個角落活活上演。往後他得到很多電影演出的機會，單單去年，大銀幕放映過的《燈火闌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遊》、《白日之下》、《年少日記》、《填詞L》、《爆裂點》及《不是你不愛你》都出現他的身影。
回想起來，他的母親其實不確定，當日的提議對兒子來說，是否一個好的決定，但他就說，很想證明給母親看，「你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因為我很熱愛現時的生活。」以28歲之齡，一年上映八套有份參演的電影，或許已經是最好的證明。
我們在共鳴當中
在他參演的芸芸作品當中，其中一部電影《白日之下》改編自真實的殘疾院舍虐待事件，敲問制度與公義，也訴說記者追尋真相的價值。他在片中飾演殘疾院友「明仔」，最終墮樓身亡。他形容劇本有重量，「明仔」的角色原型，來自真實人物，真實經歷過一些傷痛，很沉重且需要被尊重，他不想辜負這件事。
「有些黑暗會驚，他們不會那麼容易走出來。」是他在映後分享時，說得激動、哽咽落淚的一句話。原來，他要再一次進入角色的世界，感受「明仔」的遭遇和情緒。那刻，大家對於這件事的憤怒和無奈，排山倒海一下子湧過來，他目睹有些觀眾哭、有些觀眾緊握拳頭，這些細節匯合起來，形成一股很大的能量，他感覺到，當時大家都在同一個共鳴當中。
他常常都在想，「我們究竟可以做到甚麼？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當大家都認知、都討論這件事時，伸向黑暗的爪，不會那麼容易伸出來。」他始終覺得，人性永遠都有黑暗的一面，關鍵只是那刻有沒有付諸行動，他們拍的電影、做著的事，就是令它不敢，不敢作惡、不敢伸出那黑暗的爪，是這部電影的重要意義。事隔多月，再次想起，感覺又再湧上心頭，眼眶泛起淚水。
天堂的光不珍貴
學院派出身的周漢寧，相信悲劇的力量。如果很學術地說，就是由古希臘開始已經出現悲劇，那時的人相信悲劇有「淨化」的作用，通俗地說，就是看見別人悽慘時，或許會珍惜自身的幸福。但對他來說，他覺得悲劇可以看到人性的堅毅，特別在苦難當中，才可看見人性的光芒。
他坐在後樓梯受訪，周遭的環境昏暗，唯獨有一個小窗口，把一束光灑在他的臉上，那少少的光頓時變得珍貴。這讓他想起：「黑暗中有一點點光，你會突然明白多了光是甚麼？光的本質、善良的本質是甚麼？可能在天堂，反而不會意識到，因為它遍地都是，當它缺乏的時候，你才會認知到它的重要。」
電影和現實，他的角色最終都以悲劇收場。望向那個通往光的窗口，他對於「明仔」的投入和感受，可能只是當事人的十分之一，甚至絲毫也稱不上，但他希望「明仔」家人相信，「明仔」已經去了一個好的地方。
簡單地相信愛
他覺得，電影有很多功能，可以是一個出口、可以是提出問題的一個方法，又或者只是單純地享受一個故事，讓人笑一笑、哭一哭。
他很喜歡一部美國電影《鐵甲鋼拳》（Real Steel），片中男主角是一位過氣拳手，醉心研究機械人拳擊，與兒子關係疏離，遭遇拳賽、經濟和家庭上的連番失意。他的機械人沒有先進的靈件、沒有致命的攻擊力，但就很耐打，最後在一場拳賽中，捱過一拳又一拳，堅守到底，而父子關係也在過程中得到修補。
他說，男主角被淘汰後漸漸沉淪，但在兒子的鼓勵下振作成長，「我覺得好empower（鼓舞）到我，我會再勇敢一點行每一步。當我很累的時候，會告訴自己來吧、再行吧！」
對比自己有份參演的作品，他說《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記》，除了談及院舍慘況、學童輕生外，其實也想表達與家人的相處，如何陪伴身邊的人。「可能看完電影後，十個人之中有兩個人收到這個訊息，然後對身邊的人關心多少少，累積起來，可能有幾萬人都對身邊人更好，然後這個世界就會更好，大家會更開心、更互相愛對方？我還是很簡單地相信愛。」
他認為，「生活在甚麼地方的人，就會製造出怎樣的電影。我很相信，你看不同地方的電影，就會明白那個地方，大概是怎樣的。因為電影顯示了一個城市的節奏和文化。」常常都有人會形容以前的香港電影很輝煌，但他說，自己走進這個行業後，沒有覺得可惜，錯過了他們所說的時代，「因為我們的時代，就有我們做電影，有一種新想法，一直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