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紀錄片導演晏納柏域丹訪港，單看名字可能不認識他，但他就像印度電影界的「郭卓堅」。從影逾半世紀，不少作品大膽尖銳，訴說社會不公、民族主義暴力、獨立運動、公民抗命等議題，多部作品曾被禁播，於是他七度司法覆核，戰勝電檢，一刀不剪上映。

他說：「拍政治紀錄片的確會有些風險，但更大的風險是甚麼都不做，鴉雀無聲、沉默帶來的風險會更大，到你甚麼都不能說的時候，你可能已經死了。面對壓逼，保持沉默，從來都不是一種選擇。」

這次訪港，他感受到香港有所不同，他特別有番話跟香港觀眾說：「這只是一個階段，不會是永遠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會找到方法發聲。如果你不讓他們表達，他們的情緒會裝滿，總有一刻爆發出來。對政府來說，我認為讓人們發聲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容許人民表達的政府，會比試圖壓制公眾輿論的政府，維持得更長時間。」

家族回憶　勾劃印度歷史滄桑

被譽為印度當今最重要的政治紀錄片導演晏納柏域丹（Anand Patwardhan），獲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邀請，攜同最新紀錄片《天下本一家》（The world is family）訪港。新作跟拍他的家人長達近25年，由第一身經歷，訴說印度邁向獨立的進程和歷史。

紀錄片講述昔日殖民統治的打壓、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民眾爭取獨立的公民抗命、以至宗派衝突帶來的流血傷痕，借古鑑今，預示當下的印度是否正步向歷史後塵，違反大同建國的初衷。

那個年代，就連造鹽都是犯法。紀錄片提及，殖民時期食鹽專營專賣，政府為增加稅收，提高食鹽價格，主張非暴力的甘地，帶領民眾去海邊煲水，把鹽提取出來，結果被指犯法，坐了六個月牢獄，那正是歷史上的「食鹽進軍」事件。

爭取獨立之路，有人公民抗命、有人組織工會、有人剪斷電纜、推倒電力塔。導演的叔叔是甘地信徒，被指參與地下運動，前前後後坐牢近11年。導演的父親說，除了他之外，幾乎所有親友都因為推動獨立而坐過監。

邁向獨立的關鍵階段，因為印巴分治政策，引發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流血衝突。在1946年8月16日，單日至少161人死、800人受傷。導演的母親當日便是跳上一個陌生人的車，車後坐著兩個拿著劍的錫克教徒，她很害怕，但無能為力，突然司機觸碰她的大腿，對方道歉，說一定要這樣做，因為前方有四具屍體躺在電車路上，而且沒有頭顱，每碰她一下，就是提醒她要低頭，他們就這樣逃離殺戮現場。她在紅十字會中心，見到很多人睡在一起，手緊握著手。

2019年12月，印度有一場遊行集會，反對公民身分法修正案，參與者在台上指，非穆斯林可享有公民身分，但穆斯林就要去拘留中心，認為修正案違反印度憲法的原意。紀錄片最後說，甘地不主張分裂，沒有出席獨立日的慶祝活動，而是選擇前往仍有宗派衝突的地方調停。由昔日的殺戮，到當下的修正案，反思現在與建國初衷的距離。

前人究竟爭取甚麼

長達接近25年的拍攝，無意間的家庭剪影，卻湊巧拼成印度一本歷史書。導演說，原先只想記錄家人老去，希望為家人留下回憶，但整理家人提及的經歷，卻發現未必只是個人故事，其實也是國家的一部分，尤其是歷史正在消失。

他不諱言指，現在印度的當權者，屬於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這會令民主受威脅，歷史也會被改寫。他舉修正案的例子，正是打壓少數宗教群體，容許印度教等幾個宗教不受限入境，但穆斯林就不可以，這是歧視，也不是憲法的原意，每位公民都應享有平等權利。他希望透過見證者的說法、第一身的經歷，讓後人知道，前人究竟爭取的是甚麼。

不為賺錢　為說故事

比起他以往的紀錄片，直接批判政府，他說這套《天下本一家》明顯溫和得多，談的就是甘地的非暴力行動，不覺得會有很大問題或後果。

他說：「無論是哪個政府，我都有批評過，無論以前的國民大會黨，還是現在的印度人民黨，無論誰掌權，如果我發現有問題，我的工作就是，批評當下發生的事。作為一名電影導演，我就是做這些事。」

Whoever comes to power, it’s my job to criticize what is going on if I see something wrong. And as a filmmaker, I do that.

他形容自己不是勇敢，只不過對於當下狀況，作出回應而已，如果有人權問題，就會去發聲，因為由始至終：「我拍電影不是為賺錢，我拍電影是為說故事，說值得讓世界看見的故事。」這些價值觀不單止是父母給予他，更是整個社會教會他。

刪內容限表達　七次司法覆核勝訴

每當印度電檢部門不批出上映、審查委員會要求刪剪內容時，他不同意，就會在制度裏反抗，不成功的話，就訴諸法庭，因為當局的舉動是限制表達自由、損害公眾知情權。而他足足贏過七次官司，逼使國營電視頻道一刀不剪播出他的作品。唯獨有一次，預計過勝算機會不大，因而選擇撤回覆核，因為不想敗訴，成為一個壞案例，影響業界。

翻查資料，他另一套紀錄片《因父、及子及聖戰》，探討印度教民族主義下的暴力，逼使婦女自焚，以及針對婦女的性暴力，要求印度教婦女生八個孩子，抗衡穆斯林的威脅。本在1995年上映，但國營電視頻道禁播，經歷長達10年的司法覆核，孟買最高法院在2006年判導演勝訴，毋須刪剪下放映。當時的法庭指出，紀錄片展示出當權者為了政治、社會和個人利益，而針對婦女和各個宗教團體，施行犯罪和暴力行為的真實畫面。

面對極權時

面對極權時，他認為，人們總會找到突破制度的方法說故事，就好像伊朗，他們有極專制的政府，但很多伊朗電影找到人民明白、政府不明白的語言來表達，不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

若要計算風險，他說：「拍政治紀錄片的確會有些風險，但更大的風險是甚麼都不做，鴉雀無聲、沉默帶來的風險會更大，你會好像被死亡。到你甚麼都不能說的時候，你可能已經死了。面對壓逼，保持沉默，從來都不是一種選擇。」

他再補充說：「而我所表達的，不局限於印度的情況，而是全世界。如果見到有錯的事，你不可以說出來，你跟死了有何分別？」

There is a bigger risk of not doing anything. There is a bigger risk of being shut and being silent. Then you might as well be dead. If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to say anything, you might be dead… to keep silent in the face of oppression, it’s not a choice. When you see something wrong, if you’re not allowed to speak about it, it’s like being dead.

給香港的話

這位74歲的老人家，來過香港好幾次，香港國際電影展更曾向他致敬，放映過他一系列的作品。這次再來香港，他見了一些朋友，也感覺到這座城市有些不同。他特別有番話，想跟香港的觀眾說：「我認為，這只是一個階段，不會是永遠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會找到方法發聲，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但總會想出不同方法。」

「當有不公義的時候，人們會發聲。如果你不讓他們說話，他們的情緒會裝滿，總有一刻爆發出來。所以對政府來說，我認為讓人們發聲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容許人民表達的政府，會比試圖壓制公眾輿論的政府，維持得更長時間。」

I think this is a phase. It’s not going to be forever. I think that peop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will find a way to speak… If you don’t allow them to speak, it will get bottled up and erupted at some point. So even for the government,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let people speak because the government that allows people to speak will last longer than a government that tries to crush the public opinion.

繼續拍攝，繼續棒喝社會政治議題，不覺得有很大風險，不覺得很危險，他心中的哲學是：「不應該誇大危險，這樣會嚇倒自己，不要自我審查，不要擔心，問題來了，就去解決。尤其是伊朗人都繼續找到發聲的方法，藝術總是在受壓、受限制中醞釀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