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問他：「你站在哪一邊？」

小孩回答：「沒有，我們只是尋求和平。」

半夜屋外燃燒起來，小孩從夢中驚醒，窗外那道紅光走近，原來是俄軍突襲。小孩的父親被帶走拷問，翌日流著血回來。活在被荒廢的村莊，執拾彈藥、拿著木槍走來走去、見盡無眼、無鼻、一分為二的屍體，都是這代小孩的童年日常。

紀錄片《塵埃不見基輔田》（Songs of Slow Burning Earth）拍下民眾重返曾被俄軍佔領的家園，目睹幕幕瘡痍，司機一邊駕車一邊流下男兒淚；老婦激動嚎哭，花了七十年建造的家園，如今化為烏有，久久不能自已；當載著靈柩的車輛駛過時，路上每一個人都下跪致哀，有人說「英雄不朽」。

就在戰爭爆發翌日，導演奧哈莎爾芭（Olha Zhurba）已經拿起相機，拍下學生在地庫製作燃燒彈、民眾塞滿火車站逃亡的畫面，決心留守，只因「將來一切都可能會被清洗，這些片段就是見證。」

這些片段就是證據

一切要由三年前那個清晨說起。奧哈莎爾芭和丈夫住在基輔近郊小鎮布查（Bucha），因為爆炸聲，那夜（2月24日）他們在清晨四五時已經醒來，當時社交媒體充斥著不同訊息，媒體形容俄羅斯大舉入侵，儘管不願相信，但他們似乎意識到戰爭的來臨。當時的她望向大廈外方，看見一片恐慌，民眾紛紛在停車場收拾行李，帶同小孩和狗隻準備疏散到其他地方。

就在那一刻，她問自己究竟有甚麼可以做？她很清楚知道，自己想留下來有些貢獻。「其實不止我一個，烏克蘭也有不同人很想幫忙，有人會做義工、有人會參軍，就連學生也會幫忙製作燃燒彈。」作為電影導演，她意識到這是很重要的歷史事件，她很希望可以捕捉到現實情況，因為將來一切都可能會被清洗，這些片段就是見證和證據，對日後的調查和研究都可能有用。

在戰爭開始第二日（2月25日），她已經拿起相機，步出家門，查看基輔四周的情況。她見到很多學生在地下室製作燃燒彈，打算俄軍一旦靠近就可以使用。當中不少只有19歲、20歲，都是來自基輔最出名的大學、修讀科學的學生。

再到第三日（2月26日），她走到火車站，目睹現場儼如災難電影，陷入一片混亂與恐慌。正正因為民眾恐慌，大家都很害怕鏡頭，當她拿起相機時，有人捉住她，問她是誰，車站的警察也上前查問她，人人都害怕她是俄羅斯的隱形特工。好幾次，她都要出示護照，證明自己是烏克蘭人。後來她找來攝影師幫忙，一人負責拍，另一人就不斷和現場人群協調。

我反而感受到團結

幾乎由戰爭一開始，她已經決定留守，因為她很難想像自己成為難民，在其他地方生活：「當然我們的國家也有很多問題，但我很喜歡我們的人民，這是我的屬土。我不算愛國，只是我無法想像自己在第二個地方生活。」

她記得，當俄軍從東北方逼近基輔時，有些朋友仍然留守東北那邊，當時有一個對話：「如果俄軍佔領基輔，我們就反抗，要讓他們知道我們不願意、不想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要告訴給世界聽。」她回想起來：「其實這些都稱不上是甚麼英雄事蹟，但我看見人們團結起來，社會上的人會思索自己有甚麼可以去做，我看見他們之間有份宏大的願望。」

「當俄軍愈逼愈近，我反而感受到一份很強大的團結，就像有很多小氣泡出現，大家會互相幫忙，有人為老人家送藥、送老人家去醫院、有餐廳提供膳食，每一個人都出力做事。」這更是她想留守的原因，那當然，也因為她沒有小朋友，才有這個決定。她說，很多家庭都想留下，但他們也要為小朋友負責，拯救家人同樣都是他們很重要的宏願。

不知何時墮入陷阱

她記得有一段日子，她和團隊前往東部小鎮米高拉伊夫（Mykolaiv）的一個麵包工廠拍攝，那個地方非常接近俄軍，屬於火砲的射程範圍內，而該款火砲是在陸地上使用，沒有空中防禦系統可以阻截得到，是不可預測的。無論是白天或晚上，隨時都有火砲或無人機攻擊，所以當時他們長期處於高壓狀態。

有一晚，他們在拍攝途中聽到爆炸聲，當時身處嘈雜的工廠環境內，難以單憑聲音分辨遠近。結果翌日早上，他們在田裏發現火砲的殘骸。原來火砲擊中了他們經常泊車的地方，連同他們入住的建築物也遭到破壞。當晚，拍攝團隊有一位負責行政的同事，正正在建築物內，慶幸沒有受傷，但就因為事件退出拍攝，甚至離開行業，因為對方有很大的創傷後遺和抑鬱。

這不是一部劇情片，無法拍下戰爭前線，衝鋒陷陣最激昂的畫面；這部紀錄片希望呈現的是，被佔領地區遭到徹底破壞的情況，人們如何在變了樣的地方繼續活下去。她說，很多被佔領過的地區，如今已經渺無人煙，剩下很多被遺棄的貓貓狗狗。

有時候，他們也會餵一些流浪動物。有一次在夏爾奇夫（Kharkiv），有隻貓貓向她走近，她跟著上前，就差那麼一點點，她幾乎碰到一枚手榴彈：「我瞬間意識到，那是一枚落在平民住宅的手榴彈，這枚手榴彈竟放在如此難以預測的地方，我非常震驚。」

她說：「這些小地雷就像『禮物』一樣無處不在。你要非常小心，因為俄軍停留這些地區很長時間，到處都留下了這樣的『禮物』。我將手榴彈的照片拿給村內的礦工看，問他如果我碰到會怎樣？對方說，我就會變成碎片。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會死在哪些隱藏的東西裏。」

一次又一次，她就在死亡的邊緣擦過。既然那麼危險，為何還要前往這些地方？「因為有人仍然在那裏工作，他們選擇留下的原因跟我一樣。我很想呈現人們如何繼續工作。而這一切都是一個證據，證據很重要。」她這樣說道。

我想感到安全

紀錄片有一幕，拍下民眾重返曾被俄軍佔領的家園，目睹滿目瘡痍，司機一邊駕車一邊流下男兒淚；老婦激動哭訴，花了七十年建造這裏，如今卻化為烏有，久久不能自已；當載著靈柩的車輛駛過，路上每一個人都下跪致哀，有人說「英雄不朽」。

在一個村莊內，小孩拿著木製機關槍走來走去，俄軍攻入村時，問過他：「你站在哪一邊？」小孩回答說：「沒有，我們只是尋求和平。」執拾彈藥、見盡無眼、無鼻、一分為二的屍體，卻成了他的童年生活。紀錄片最後一幕，拍下老師在學校問學生有甚麼夢想？「未來？幾長？被聯合起來？加入北約？」學生有著不同的答案。

那導演有甚麼夢想？她說擁有夢想很難：「因為我知道現實的是，無論何時停戰，戰爭的禍害亦會影響未來數十年。而俄羅斯的體制仍在，對於他們威脅也會仍然存在。我夢想我們可以在昔日和平的時候那樣做夢。我也希望自己將來可以拍劇情片、有自己的小朋友。」

「我想在這個世界感到安全，戰爭罪犯要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終有一日需要還債。當世界試圖為戰爭罪犯辯護時，我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