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逃亡到去留抉擇　借難民命運勾連港人共鳴　《白日青春》劉國瑞勉異鄉人覓得出路

「2015年，我剛剛取得香港身份證，但身邊的朋友個個都話想走。」導演劉國瑞說道。

一個異鄉人獨自來港發展，正值自由行最高峰，矛盾湧現、思潮冒起的歲月。讀商科的他，身邊同學追捧「中環價值」，但他畢業後卻走去學紀錄片，選擇認識這座城市的分歧和複雜性，讓他看見中環以外，香港的另一種價值。

「我很喜歡香港，因為大家都可以很自由地表達。就算是一件很細的事，你肯講，想去發掘，都會有它的位置。就算無人聽，你都唔需要ban自己，無人會ban你。這是做創作、做人很重要的價值所在，就是那種自由。」

他以政治難民為題材，執導首部劇情長片《白日青春》，一鳴驚人，連奪台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原著劇本及男主角三獎。他在台上多謝張虹導演，便是當年教他紀錄片的人，而今天對方已經移民英國。

他在電影引用古詩「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意指當整個社會，都不利於自己的時候，青苔都仍然可以生長，找到自己的出路。這既是給難民的勉勵，也是給當下離散和留守家園的香港人，一份祝福。

青春恰自來，就像劉國瑞一樣，異鄉人在港發展，仍可走到台灣金馬獎的舞台。金馬影展圖片

初來報到

劉國瑞家族，四代人都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年幼的他，對香港並沒有太多想像，唯一可能就是跟很多華人一樣，從港產片中聽過東方這塊發夢之地。九十至千禧年代，馬來西亞很多街邊攤檔賣盜版碟，不論題材，新片舊片應有盡用，那時無錢入戲院的他，也看過很多。

升讀大學之年，他想過去日本、台灣讀書，但因為取得獎學金，最終來了香港，入讀城市大學商學院。但他表明，無話一定要來香港，也沒有很長遠的規劃，一心讀完先算。「對這個地方零認知、無親戚、無朋友、也不懂得廣東話。」

他在2008年踏足香港，親歷這座城市的急速和擠逼。他記得當年跟朋友行旺角西洋菜南街，不消幾秒鐘，就已經看不見對方，人逼人到這個地步。而同學普遍做事節奏快、有很多計劃，還懂得「搵著數」，即使不會看不會讀，但行過總會伸手拿份免費報紙「唔會輸蝕」。

「呢度好多嘢，好多選擇畀你去試、去做、去玩。我好多嘢都唔識，唔會追求好多，自己夠就可以了。」

由中環價值到探索社會

那一年，正值北京奧運，熱潮橫跨邊界，蔓延中港兩地，也勾劃出香港混濁且複雜的民族與身份問題。不少探討香港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都以2008年為「轉捩點」，那年牽動中港兩地的事情很多，汶川地震、三聚氰胺、神舟升空、趙連海、劉曉波，最多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在那年之後，這份認同感從此插水滑落。

劉國瑞最大的感覺是，當年社會的輿論方向、討論內容，基本上倒向一面，中港民情去到一個頂點。但往後他目睹的高鐵風波、菜園村事件、反國教、雨傘運動，令他有很大反思，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這個社會？而他身邊的朋友來自商學院，覺得就是要入「4A」、做「MT」，即是要入大公司，做見習行政人員，大多數人都擁抱這份「中環價值」。

他畢業後，繼續留在香港，但沒有走入中環，反而開始學電影，思考自己的出路。他參加香港導演會主辦的電影班、又參加「釆風」主辦的紀錄片項目。他有份參與過「橋底誌」計劃，拍攝深水埗露宿者，亦有參與「長洲誌」計劃，拍攝長洲的人和事，接觸紀錄片，讓他了解到社會當中，會有一種分歧，也讓他找到「中環價值」之外的香港特質。

「我很喜歡香港，是因為大家都可以很自由地表達。以前在馬來西亞，沒有這回事。那種表達的自由，不是說有人㩒住你，唔畀你講，而是以前唔會識得，原來呢啲嘢都可以講、值得講、搵到嘢講。」

「在香港，就算是一件很細的事，你肯講，想去發掘，都有它的位置。就算無人聽，你都唔需要ban自己，無人會ban你。這是做創作、做人很重要的價值所在，就是那種自由。」

今天「釆風」已經停運，創辦人已經移民英國，那些都是昔日的光景。

尋安身　求立命

如果2008年是他人生第一個「轉捩點」，一個人遠走異地發展，那麼2015年就是他第二個人生階段，得到多一個身份。那年，他居港滿七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但傘運之後，香港公民社會步入「鬱悶期」，很多人都感到憂鬱：「我剛剛取得香港身份證，但身邊的朋友個個都話想走。」就像一個圍城似的，入面的人想走，出面的人想入來，在香港的歷史周期中，不斷輪迴上演，也讓他開始思考，甚麼是香港人？

他在「鮮浪潮」的參賽作品、首套劇情短片《九號公路》，便是探討中港台三地身份認同的疑惑。片中主角是一名港大男生，抗拒大陸人，男生在台灣環島遊時，認識一名滿口台灣腔的女生，但原來對方來自廈門。二人最後分開，同時帶出男生本身也是一名新移民，由大陸來港，多重敲問身份的問題。

多年過後，他首部劇情長片《白日青春》，無獨有偶，都牽涉身份認同、尋找家園的命題，但這次以政治難民為落筆對象。香港不是難民的收容國，但有簽訂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不得遣返遭受逼害的入境人士，亦即是所謂的免遣返聲請者，可讓他們留在香港，等待另一個國家收容，香港就是他們的中轉站。

劉國瑞說，免遣返聲請者是第一代難民，「條路是他們行出來，成為難民要受的苦，某程度上他們是心甘情願，知道自己是為了甚麼。但衍生出來的，是他們生活在不安之中。不知道通不通過免遣返，不知道取不取得難民資格，不知道能不能去到另一個國家重新生活。」而難民的下一代，即使是本地出生，一生也不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即使讀到中學，也難以升上大學；即使體育表現出色，也不能出國比賽。

「我想，對他們來說，香港的生活，未來就是最大的不安。」

他有一個比喻，搭Uber感覺很光鮮，但無牌取酬載客，其實並不合法。反過來看，這批難民雖然在港合法居留，但往往就好像是社會的邊緣人。

香港的共鳴

《白日青春》講述巴裔難民一家，原本在香港等待移民到加拿大，但遭遇的困境連連，最終父親車禍身亡，男孩被同鄉利用，不得不逃離香港。的士司機愧疚有份害死對方，於是協助男孩逃亡，由一個很壞的人，嘗試彌補做一個好人。

包辦編劇和導演的劉國瑞，希望想從香港人的視角去看難民的故事。他自己就是一個新移民，他太太的父母昔日也是偷渡來港，其實離鄉別井、飄泊飄流的感覺，並沒有離大家很遠。

的士司機的角色，正想反映香港很多家庭，上幾代人都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長，都有很多移民、逃難的故事，希望觀眾反思這座城市如何組成。電影最後，司機和男孩要面臨去或留的抉擇，從不同時空中，也連貫和回應當下的香港。

電影沒有賣慘，訴說難民有多慘；也沒有求憐憫，讓人同情難民；甚至沒有迴避難民在港，打黑工、偷竊、販毒的故事情節。劉國瑞說：「我們成日很怕，呈現一樣嘢會有stereotype，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用咩角度去講？呈現了幾多？」

他說，片中出現不同階層、不同狀態、不同理想的難民和少數族裔，各自面對不同困境時，不同的選擇。有的，幾代人自己開舖頭，願意幫助同鄉；有的，有理想有堅持，最困難之時仍然保持正直；有的，為了子女而會選擇妥協；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複雜性。

現實之中，難民家庭即使有補貼，但很多時候都要先開支後報銷，因此很需要現金，找到現金的事情，他們就會去做。就像他初初畢業，都會掙扎拍片如何維生，做過電單車「車手」送外賣，但賺到的不多，泊車又難，又要再想想辦法，「一定會用很多方式搵錢，未必是非法，但就會在灰色地帶中遊走。」

「我不會說，一定要做守法的人，一定要是正直的人。」

明明是一套難民小眾題材的電影，但今天香港觀眾看起來，或者不會感到抽離。除了因為導演口中所說，加入香港人都是難民後代的故事線外，今天世界各地也出現，來自香港的政治庇護申請，或許對於難民議題，彼此會有多一份同理心。電影出現改口供、搶槍、逃亡等情節，以往發生在社會幽暗處的事，這幾年卻赤裸裸光天化日下發生，呈現於眾人眼前。政治難民、逃亡、偷渡、去留，其實並沒有離觀眾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