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負面情緒時，每15名學生，只有1人會向老師、社工或家人求助。即使向人求助，老師的排名比網友還要低。有校長認為，過去三年疫情，令學生減少機會接觸老師，難以建立關係，加上老師頻頻流失，師生互信基礎脆弱。他希望社會多一點肯定教育工作，因為身心靈脆弱的老師也難以支援學生。他建議政府為學校創造條件，如各方面的達標期限容許彈性，讓老師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與學生重建信任關係。

最多學童認為輕生與學業有關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上月訪問150名中學生，問及他們如何理解近日學童輕生的原因。七成人認為與學業有關，有受訪者表示，目睹同學進步，但自己落後，會受同學影響。另有四成八人認為涉及家庭問題，有受訪者指，家長灌輸觀念和恐嚇，不讀書將來就找不到工作、生活艱難，但其實他們對未來根本未有任何想法，家人的期望、不理解、關係不好，也是因素之一。

另有兩成半人認為與人際關係有關，如被朋友孤立、感情問題找不到人傾訴、被老師針對等。一成半人則認為涉及情緒問題，如覺得絕望、無人幫到自己。至於其他因素，也有欺凌、社會氣氛等原因。機構分析指，學生選擇自殺的原因往往並不單一，而且互相影響，令他們難以啟齒，不懂尋求協助。

聽到「我都係為咗你好」感壓力

問及受訪學生情緒變差的原因，最多人認為是學業問題，佔近七成。有受訪者指，「試過同一日有三份projects deadline」、「努力好耐但目標不成正比」、「做唔到想做嘅嘢」、「太耐無返學，唔適應學習環境」、「所有嘢都唔可以停落嚟，負荷唔到」。

另有近三成人認為，涉及人際衝突、欺凌問題，如被誤會。逾二成人則提及家庭原因，有受訪者表示，父母不理解子女心情、「屋企人唔支持佢嘅諗法」、「盡咗力但不被理」、聽到「我都係為咗你好」說話會感到很大壓力，覺得家人其實只是為了自己。

怕「被問好多點解」、「佢哋會叫我努力啲」

面對負面情緒，最多人會選擇遊戲娛樂、向朋友傾訴和自我調整。只有一成人會尋求老師、社工或家人協助，即15個人當中，只有1人會向老師、社工或家人求助。如果真的要尋求不同人協助，七個選項當中，最多人會選擇朋友，其次是社工、家人、同學、網友、老師、網上求助機構，老師的排名比網友低，排尾二。

不想向人求助，最主要的顧慮，有三成人擔心傳開或被嘲笑，如「無面傷自尊」、「怕被背後議論」、「唔知信唔信得過」；一成半人怕被批評或追問，「只想講一件事，但會變成被問好多點解，講太多會煩，簡單安慰最舒服」、「佢哋會否定自己情緒責怪自己」、「驚人哋唔明白，自己有ADHD問題（專注力不足），但人哋無，佢哋會叫我努力啲，幫唔到手」、「驚被否定，話我懶或者判斷我因為其他原因」、「覺得被看小，被指心理承受能力太弱」。

家長都是被支援對象

機構再分析過去四年，曾處理的六宗中學生自殺個案，當中五人有家庭危機的因素，如來自單親家庭、有經濟需要、與家人關係欠佳等，家人往往為了賺錢，很少時間與子女相處，而這些個案都沒有社工跟進。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服務主任鍾慧妍指出，學童沒有留下遺書或遺言，事後向老師和父母了解，他們形容學童的成績和品行「OK」、「幫得手」、「為人樂觀」、「生性」、「自己搞掂自己」，但這些想法，其實或會阻礙對方踏出求助的一步。

她指，很多潛在的自殺個案根本難以辨識，建議減少對求助的標籤，釋除學生求助的顧慮，並要創造空間及機會讓老師了解學生，長遠建立互信關係。她提及，很多時大眾會寄望家長是學童的守護者，但有時家長都是被支援的對象，因此亦要支援家長應對子女成長的需要。

冀社會肯定教育工作者

身兼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副會長的中學校長李建文指，過去三年疫情，減少學生與老師建立關係的機會，網課亦影響學生的表達能力，很多學生回校後，不善於表達自己所需，向他人求助有保留，老師難以發現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加上近年教師流失問題，學生要不斷適應不同老師的替換，令師生的互信基礎脆弱。

他建議政府為學校創造條件，對學校和老師各方面的達標期限容許彈性，讓老師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與學生重建信任關係。同時，他提出要支援老師，因為身心靈脆弱的老師，其實也難以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希望社會多一點欣賞和肯定教育工作者。

他又說，值得反思學校的競爭文化，很多學校只會表揚有卓越成就的學生，但不應忘記製造平台和機會，肯定學生的轉變與成長，多元的學生成就，非只有成績的單一指標。他認為學校建立的安全網，既要令有需要的學生安心地求助，也要讓老師有能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