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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申訴專員調查9個月 23條立法翌日結案 裁康文署拒披露購書名單沒違規

歷時九個月的調查,在23條立法通過翌日,宣布結案,換來不會進一步披露的結果。

康文署去年引用對間諜或恐怖活動有利資料的保障條例,認為披露資料,會令本港的保安受到傷害,而拒絕提供圖書館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購入的中文書籍名單。申訴專員公署去年7月決定展開全面調查,罕有花近九個月,終得出調查結果。

申訴專員回覆《大城誌》記者,引述康文署解釋,決定是基於政府當局的評估。而申訴專員接納解釋,認為康文署沒有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規定,更表明不會進一步披露評估資訊,以免本港的保安可能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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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誌》記者去年5月透過《公開資料守則》要求康文署,提供香港公共圖書館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購入的中文書籍名單。康文署諮詢法律意見後,引用《守則》第2.3(b)段,認為披露資料,會令本港的保安受到傷害或損害,因而未能提供資料。根據「詮釋及應用指引」,署方引用的條例,旨在保障,可能對從事間諜活動、陰謀破壞或恐怖活動人士有利的資料,才會不作公開。

記者其後轉介申訴專員公署,引述《公開資料守則》指出,政府部門有責任公布提供服務的資料、服務表現承諾及履行各項承諾的情況。香港公共圖書館資源涉及公帑運用,購入的書籍名單可讓公眾衡量康文署履行服務表現承諾的情況。而康文署在回覆中,並未清楚解釋圖書館購書名單,跟間諜活動或恐佈活動的關係。申訴專員公署去年7月,決定就個案展開全面調查。

申訴專員當時指出,需時三至六個月處理投訴,並會函告調查結果,就所指稱的行政失當,提出署方的觀察。惟這次申訴足足長達九個月,終在23條立法通過翌日,即3月20日發信,告知調查結果。

申訴專員引述康文署解釋,該決定是基於政府當局的評估,認為披露涉事資料會令本港的保安受到傷害或損害。申訴專員審研理據後,接納康文署解釋,認為康文署沒有違反《守則》的規定。申訴專員亦不會進一步披露有關評估的資訊,以免本港的保安可能受到傷害或損害,基於以上原因,也決定就此結案。

連同去年《明報》曾引用《公開資料守則》向康文署索取,因國安法而下架的書籍名單被拒,申訴專員公署裁定投訴不成立,認同披露下架書籍名單,有可能損害維護國家安全的個案後,如今下架書提不得,就連購入書也說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申訴專員公署去年11月,曾主動披露一份同樣涉及康文署,拒絕提供公共圖書館下架或註銷書籍資料的投訴個案,當中引述過康文署的說法,稱被檢視的書籍數目,不時有變更,而且起跌幅度大,如果公布可能會引起公眾,對圖書館覆檢工作產生錯誤印象,更有可能被惡意詆毀和污衊抹黑國安法的落實,從而破壞香港特區社會繁榮穩定。

申訴專員在報告指出,從良好公共行政的角度而言,政府應該做的並非對此秘而不宣,而是在提供資料的同時作出相關解說,即使最終投訴不成立,但部門另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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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版中文書 第一季僅9本上架 包括價值觀教育、23條諮詢文件

《大城誌》翻查香港公共圖書館,目前可供借閱的中文書,今年出版的新書當中,第一季只有9本書上架,其中2本更是政府刊物。至於近三年出版、可供借閱的中文書數量,也回落至80年代水平。

截至今年3月26日,公共圖書館只有9本今年出版的中文書上架,其中2本分別是由教育局出版的《價值觀教育學習圈教學薈萃》及保安局出版的《維護國家安全 :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其餘則是《老夫子再版精選》等兒童漫畫及繪本。

至於去年出版、可供借閱的中文書則有3,057本;2022年出版的就有8,100本。2021年及2020年出版的中文書,更有過萬本可供借閱,分別達12,339本及14,113本。

按出版年份統計的話,公共圖書館目前收藏及可供借閱,近年出版的中文書數量,明顯持續下降,近三年出版、可供借閱的中文書數量,更回到80年代水平。檢視過去40年出版的書籍,目前公共圖書館架上最多的中文書,大多來自2009年、2002年、2008年的著作。

(註:已知採購及上架需時,會有滯後時間,但在購書名單不公開的情況下,僅能以現有的公開資料搜尋,整合公共圖書館架上藏書的數量變化,惟數字會隨日子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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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下架書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可自由閱覽

香港作者、香港出版的書籍,未必可以在香港的圖書館找得到,反過來,其他地區卻珍視香港書本的價值,在當地的圖書館上架。《大城誌》比較鄰近新加坡和台灣的圖書館,發現兩地都有收錄,部分香港圖書館下架的書籍。

在新加坡的國家圖書館系統(National Library Board)中,搜尋得到,作家及時事評論家李怡的《閱讀人生100篇》、《細味人生100篇》、《心靈絮語90題》、《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哲學與人生》等著作,還有他昔日擔任總編輯的《九十年代》紀念號。

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因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控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目前身陷牢房,其著作《香港的憲政之路》也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上架,自由閱覽。

至於台灣,更是香港出版界的「後花園」。根據書目整合查詢系統顯示,戴耀廷著作的《香港的憲政之路》、《愛與和平 : 未完的抗爭之旅》、《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 : 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司法覆核與良好管治》、《憲政‧中國:從現代化及文化轉變看中國憲政發展》,也在台灣的大學和市立等圖書館尋找得到。

另外,前《頭條新聞》主持人吳志森的著作《香港人.不高興》、《折翼牢籠》等也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可供閱覽。

《大城誌》去年曾發現李怡、吳志森等書籍遭下架。而戴耀廷的書籍,則在2021年被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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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著作《香港的憲政之路》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上架,自由閱覽。

高重建夥獨立書店 備份香港新書

面對公共圖書館大肅清,「讚賞公民」發起人高重建,繼去年籌辦「香港去中央圖書館」,掃瞄香港的紙本書報雜誌,並優先處理下架書目後,今年再夥同多間獨立書店,推出「UBR無條件基本讀者計畫」,由不同獨立書店,揀選跟香港有關的新出版書籍,交由讀者購買捐贈,計劃就會把書籍保存,待將來再展示出來,這裏的書,由這裏的人保留下來。

他指,第一個計劃是往歷史看,第二個計劃就是往未來看,「UBR」意思是「Universal basic readers」,他希望香港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備份。對他而言,香港的書包括「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即是寫給香港人的書、香港人出版的書、由香港人寫的書。關於香港的書,未必一定要在香港出版,在外地出版,甚或是英文書,只要跟香港有關,他都覺得值得保留下來。

他不想做一個選書人,不想成為另一個「公共圖書館」主宰香港書籍的去留,要做到「去中央化」,他跟獨立書店合作,由不同書店選擇「藏書名單」,再由讀者選購書籍捐贈,最終無人買的書籍就由他包底,估計每年可以備份300本至500本書籍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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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重建說,如果計劃成功,會不會可以備份多一兩本書,將來可在香港、英國、台灣各有一份保存。

他說,暫時未知收集書籍後,將來如何呈現出來,可能會有書展,把過去一年香港的書籍展示出來也說不定。計劃目前只為清單上的書籍,各保留一本,但如果計劃成功,會不會可以備份多一兩本書,將來可在香港、英國、台灣各有一份保存,也是他的願景。

「誰選擇香港的書?哪些書值得儲存?不值得儲存?哪些書對市民有益?不想由中央決定?那誰人決定?」他覺得計劃,至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由一班獨立書店決定,如果公民想參與,就可分散到不同書店幫忙選購,杯水車薪,其實也希望惠及獨立書店。

他覺得,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多餘,但2025年回頭看,如果有個地方可以看回2024年所有香港的書,其實會有少少意思。他現在每個月將計劃選購下來的書,攤出來拍照,看見這張圖片,他坦言:「其實都是香港的歷史,時間會告訴你、社群會告訴你,保留香港書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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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每個月選購的書,攤出來拍照,覺得「其實都是香港的歷史,時間會告訴你,保留香港書籍的意義。」

獨立書店狹路生存:能賣的書愈少 經營愈困難

旺角獨立書店「留下書舍」是計劃的第一間合作書店,創辦人之一岑蘊華說,這個時代,保留很難,很多事物會在一夜間失去,希望大眾思考,為何會有這個計劃出現,就是有人憂慮,眼前看似理所當然的書籍,有一日會被消失,出版界和獨立書店或會面臨進一步限制。

由高重建牽頭的「UBR無條件基本讀者計畫」第一站落在「留下書舍」,書店揀選「佔中三子」之一朱耀明牧師撰寫的《敲鐘者言》、傳媒人楊健興撰寫的《點評?點評!》、紀錄片導演及學者撰寫的《憂鬱的編年》等16本書籍或刊物,供市民認購捐贈。

截至三月中,清單上近三分之二的書籍或刊物已經售出。岑蘊華說,大多讀者價值觀相近,支持計劃,加上書量不多,執行不複雜,要達成目標不算困難。

他覺得,這個時代,保留很難,很多事物可以在一夜間失去,「我會形容,如果你有想法,想找地方實行,我們都是願意嘗試的場地。能夠做有意思的事,都是我們開書店的目的。其實我沒甚麼可以做到,只是幫忙出個帖文,有客人來的時候,幫忙解釋一下。」

這句「沒甚麼可以做到」,但就在他的書店,可以找到很多在公共圖書館找不到的書籍。「你問有沒有壓力?當然有的。」但他坦白說,這些書被圖書館下架那段時間,卻是獨立書店生意最好的時候,市民蜂擁而至買書,當中不少還是舊書。「我覺得書本被下架,令讀者有危機意識,原來有些書是會消失,但這些事情,同時也令一些舊書,有了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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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蘊華說,開一間書店就是想鼓勵更多人看書,「如果能夠賣的書愈來愈少,對書店的經營有很大困難。」

他說,目前沒有一個名單,指明甚麼書不可以賣,未有法例、未有個案前,他們不想自閹,但如果有了新法例,也不得不回應法例。「圖書館下架書籍,只能說是一個決定、一個選擇,但如果有了法例,就是合法和不合法,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做書店,當然一切都要合法。」

「你問會不會愈來愈難做?我覺得會。」他說,開一間書店就是想鼓勵更多人看書,「如果能夠賣的書愈來愈少,對書店的經營有很大困難。」

他覺得,這個計劃對於社會的意義在於,一種意識上的提醒,現在覺得理所當然的,將來會如何?他希望大眾思考,為何會有這個計劃出現,就是有人憂慮眼前的書,有一日會被消失,出版界、獨立書店或會面臨進一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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