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前衛大膽、不迴避同性裸露題材，獨立導演雲翔即將離開生活近40年的香港，更宣布為16年的電影創作生涯畫上句號。一生自言逆流者的他，罕有形容自己幸運：「由1979年來港到1997年，經歷這18年香港最好的時候。」
自幼在中國大陸出生，活在沒有顏色、資訊單一的世界，再走到燈紅酒綠的香港，拍下一部部五光十色的電影。他的作品題材大膽，不迴避裸露、情慾的鏡頭，遊走於藝術與商業之間，獨立製作走得上主流影院。即使沒有賣座票房，沒有拿下本地顯赫獎項，但可以肯定，打開了香港電影的光譜。
「如果將人類的界限畫一個圈，藝術家就是在圈內將條界向外推，又或在圈外將條界向外拉，無論郁到幾多，只要郁到，就是改變了整個人類的行為範圍。」這是藝術家要做的事，也是他希望要做的事。
不過，今天以「國家安全」為名凌駕一切的香港下，他承認要自我審查，兩齣未上映的作品，需要重新剪接，刪走內容。「以前唔覺得係問題，鬧下政府鬧下差人算得係咩啫，港產片十部有七部都係咁啦。」他慨嘆「香港好唔抵，呢個地方唔使咁樣啫，take it or leave it，咁我就leave it。」
由沒有顏色的大陸 到燈紅酒綠的香港
一個習慣用電影說故事的人，自身的成長經歷，其實也充滿時代的色彩。雲翔在貴州出生，廣州長大。爺爺是國民黨官員，國共內戰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爺爺有七個仔女，但只有四張船票，原本打算帶著最細兩個離開，但嫲嫲作為一個母親，做不了這個決定，最終讓爺爺一個人先去台灣逃難，嫲嫲就一個人留在大陸照顧小孩。
當日爺爺的離開，其實也意味永遠的分離，這一家人往後再未有團聚重逢。爺爺七十年代在高雄海軍醫院過身，家人後來想把爺爺的骨灰，帶到廣州跟嫲嫲合葬，但已經找不到爺爺的死亡紀錄，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能找到的資料並不多。
雲翔就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成長，一家人在社會上沒有甚麼地位，「國民黨喎、舊官僚，屬於被針對的階層，嫲嫲後來也被針對為地主婆，我哋差唔多係最衰嗰種階層。」當時他住在四樓的天台屋，未有冷氣，風扇也買不起，天台曬足一整日，地板如同蒸籠般熱騰騰，阿叔晚上就會睡在欄河的磚塊上，享受天台那唯一冰涼的一小塊。
「試想想一跌落去就會無命，人是很厲害的，這樣都可以生存下去，連發夢也不會擰轉身掉落街，你話勁唔勁？」
他有一個弟弟，父母在香港出生，但60年代偷渡潮湧現，令香港向大陸封關，港人子女並非輕易來港。年逾80歲的婆婆一個人由香港上廣州，探望雲翔的媽媽，總是笑笑口說道：「啲人好好，見我係阿婆、擔住嘢，咪幫我囉。」婆婆每次回鄉，都會帶來很多新奇的玩意，有瑞士糖、有拉一拉就彈到好遠的玩具車、還有一些五顏六色攪拌棒……
這些從未見過的事物令他對香港充滿好奇，「以前的中國，即使是大城市廣州，都是沒有顏色的，任何事物都是灰色，我懷疑當時顏色可能有罪，可能只有紅色是合法的顏色，整個廣州都是沒有顏色，但為何外國有這麼多顏色？」
少年的他，對香港的想像就是：燈紅酒綠、花花世界、紅男綠女。當時還有歌仔唱：「大家都話學游水啦，跟著就是另一個世界。」
擠火車來港寄居籠屋 從報紙認識同性戀
直到有一日，他們一家的回港證獲批，當時他還在上學：「老師出一出班房，回來就說鄭雲翔同學要離開我哋，大家跟他告別吧。同學還寫著，他的身影和叔叔消失在漆黑的長走廊。」他記得在月台上，和弟弟鬼哭狼嚎，以為又是一場生離死別。豈料去到羅湖時，那天來港名額已滿，他們不得不重返廣州，嫲嫲大吃一驚，還以為出了甚麼事。
翌日終於成功過關，過了羅湖，上了火車，但他說，起初一小時很失望，「唓！有無搞錯？鄉下嚟嘅？連廣州都不如，上水、粉嶺、大埔，香港咁嘅？係咪俾人搵笨？去到咁上下，終於見到遠遠一些高樓大廈，先知原來香港係咁……」70年代末，香港的火車很擠逼。親戚在旺角站等候他們，但當他們意識到要下車時，已經來不及，無法擠出車廂，只能遠遠看著親戚在月台招手，改到下一站油麻地會合。
他們一家四口最先寄居在姨媽位於上海街的住所，姨媽和表姐靠車衣維生，地方淺窄就在窗台僭建出一個籠屋，給他們四個人睡。那時的雲翔，常常會伸頭望出去馬路，凌空的看著大街小巷，讓他覺得香港很神奇。繼天台屋之後，這種半天吊的感覺，再次出現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見過27層的廣州賓館、33層的白雲賓館，但來到香港，發現這裡的建築物更高更漂亮，52層的康樂大廈，足已令他嘖嘖稱奇。那時，他覺得香港五光十色，熱鬧得來稀奇又古怪，甚麼人、甚麼事、甚麼訊息也有，從報紙中看見世界。
「以前在中國的報紙只有兩三份，多數放在街上給你看，不用訂的，老實講都是那些內容，但香港的報紙，讓我認識了很多，原來世界有這麼多事情，其中一樣讓我明白，呢個世界有同性戀，這都是從報紙看回來。還有風月版很厲害，睇到我眼都突埋，外國新聞有很多裸露都可以放在報紙上，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得意的地方。」
家的綑綁 電影的救贖
初來報到，生活不算富有，弟弟只有幾歲，身為哥哥的雲翔在13、14歲便出來工作，入電腦數據。那段時期，他看過金庸所有小說，又會看書自學寫程式，更在會考取得4A4B成績，入到Band 1的鄧肇堅中學，但無奈的是讀了兩星期，家人希望他繼續工作，幫補家計。後來大伯父過身，他要照顧的不單止是香港這頭家，還有廣州另一頭老家。
他跟家人的關係不算親密，長大後自己搬出來住，父母後來也離婚，這頭家來到香港，最後各自四散。對他來說，自小跟嫲嫲生活，與父母一起的時間不多，真正的家人其實在廣州。這份的疏離，卻令他反而覺得多了一份情感上的自由，少了一份負擔，「有人對你好過，你要報答對方，就會失去部份自由，我覺得我最要報答嘅人是我阿嫲，但她去世後，我就自由了。」
有一段時間，他心裡總是覺得：「你既然去得香港嗰個，責任就大啲。」但這份無形的壓力令他慢慢抑鬱起來，「我是一個不順利的人，如果擲骰可以決定的事，我一定是最衰，抽獎永遠不會抽中，排隊永遠是最長那條，任何小事情都比一般人困難。有一段時間會覺得，如果我死了，你們會怎樣？甚麼事情也找我。」
朋友建議他，每當抑鬱發作就走入戲院，無論內心多沉鬱、多煩惱，只要戲院熄燈，走進大銀幕的世界，無論那齣電影好不好看，一兩小時之後，總會帶著另一份思緒走出來，原先的抑鬱就會成過去。他回想起來，不知這個方法有沒有救了他一命。「那時間好多電影，咩古靈精怪都有，唔似得現在周圍都做緊同一齣。」
從電影中，他得到救贖。「我乜都睇，兒時那個年代好多嘢無得睇，當你咁容易攞到嘢睇嘅時候，就會乜都睇。」他喜歡古典音樂，來到香港也迷上流行音樂、日本歌。在他的工作室內，今天還掛著陳百強的海報。對他來說，做IT只是一份工作，一份枯燥又乏味的工作，音樂和文學才是他真正的興趣。
回歸後移民澳洲 回流香港投身電影
80年代香港面臨前途問題，1989年港人迫爆新加坡領事館一幕，他歷歷在目。那年六四後，新加坡政府向香港發出2.5萬個家庭移民簽證配額，排隊人龍由金鐘連綿至灣仔。他覺得需要走，但不至於馬上離開，尤其是自己從不喜歡跟主流：「那些人走帶給我很多機會，我在公司做到砰砰聲，上面一路走，我就一路升，我為甚麼要走？當然不要走住。」
直至1996年，他先申請移民澳洲，但都無即刻走，再等到2001年簽證到期前兩星期，他才帶着一大一小的行李箱，走到悉尼。入籍後，他在2005年回流香港，成立「藝行者」工作室，有份執導首部電影《無野之城》，改編香港棒球代表隊的故事，往後再自己寫劇本、做導演、甚至投資，拍下《永久居留》、《安非他命》、《同流合烏》等多齣同性題材電影。
他的作品題材大膽，不乏裸露、情慾的戲份，甚至不迴避「真槍實彈」的鏡頭。但當你以為他拍《三十儿立》談經理人出賣男模的色腥劇情，其實是講人性和命數；當你以為他拍《遊》談裸露和解放，其實是講抑鬱症；當你以為他拍《安非他命》談同性戀的愛，其實是講沉淪。
你以為他題材破格，注定行獨立小品的方向，但他的班底位位金像級人馬，邱禮濤拍攝、張叔平、麥曦茵剪片、黃仁逵、張蚊美術指導、泰迪羅賓、于逸堯、何山替他做音樂，全部都是香港有名有氣、首屈一指的人才。
最近翻看《無野之城》、《安非他命》，更從畫面看出舊日香港，那份都市的魅力、城市建築的美學，還有導演對本地流行曲獨有的情懷。觀看雲翔的電影，倒頭來會發現，其實這是他的故事。雲翔在2014年憑《遊》獲得芝加哥國際電影節藝術成就獎。
甚麼是先驅者？
「我的標誌就是死亡、裸體、不可能的愛、抑鬱，可能一直都在我生活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會受這些故事吸引。」他形容自己的作品處於商業和藝術的邊緣，藝術得來不夠藝術，商業得來不夠商業，自己就是一個「邊緣導演」。
不是每一個人都接受到雲翔的風格和尺度，他記得《無野之城》雖被電檢評為2B級，但因為角色在更衣室全裸出鏡事後也被批評，甚至一班棒球男生半裸躺在草地上的巴士廣告，更因投訴被下架。「我不知道嗰時香港嘅接受程度咁低，我細嗰陣嘅香港唔係咁。我諗唔到第一部電影就被抽秤，我比較反叛，第二齣電影就全部唔著衫。」往後的《永久居留》不單止能夠在主流影院上映，兩個男人赤膊拗手瓜的海報更掛在IFC大堂廣告上。
「如果你要做先驅者，你就要有心理準備。」但回想過來，他覺得自己都有教育別人的意義，因為他發現近十年有些以男性為題材的韓國電影，採用的敘事手法和角度跟他很類似，這令他在批評聲中挽回少許滿足感。
對他來說，藝術家的定義是：「如果將人類的界限畫一個圈，藝術家就是在圈內，將條界向外推，又或者在圈外，將條界向外拉，無論郁到幾多，只要郁到，就是改變了整個人類的行為範圍，這就是藝術家要做的事。」
「這世界每個人生出來，都會分成兩種人，一種就是被世界改變的人，另一種就是改變世界的人。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在成長到足夠成熟的時候，決定自己是哪種人，走的路就會完全不一樣。」
他是改變世界的人嗎？他笑著說：「我希望啦。」
世界走向保守 大膽題材難發行
不過，這份堅持了16年的獨立創作路，他覺得差不多了：「可以話我覺得無癮，對抗建制已經對抗得好攰。」在電影行業，很多時尋求投資者，作品講求有沒有參考，譬如開拍的是否西方哪一齣的香港版。對雲翔來說，做不出這回事，自己追求創作，無創作就無藝術，即使找不到投資者，寧可自己投資，只是他發覺，發行的路愈來愈窄。
「以前我哋覺得容納多啲電影，對整個社會都係好嘅，甚至對票房都係好嘅。」但市場愈來愈不肯冒險，「淨係要那幾個題目和那幾個人演的戲，真係搞唔掂……有時去到美國Netflix都要我剪，全世界個潮流都係咁，無明星唔要，無發行商唔要，變得無咩機會……跟以前支持推廣藝術那種態度完全係兩回事。」
他兩年前製作了《十三門徒》和《屍房菜》兩齣作品，至今還未上映，一來發行難，二來戲院在疫情下關閉，這兩年來不斷磨蝕他繼續創作的意志。「生存空間幾乎係無喎，嗰個已經唔係你嘅地方。」
香港變了
在香港，疫情持續加上嚴苛的防疫政策，戲院多次被勒令關閉，也限制入場人數，更要符合疫苗要求。他慨嘆：「連呼吸嘅自由都無，你去看藝術，邊有呢回事㗎？」
兩年前，港區國安法出台，各個界別都要修例迎合國安法，商經局更改電檢指引，只要不利國安就不可上映，已批出的准映證都可被撤銷，上訴委員會無權過問。他坦言，國安法令業界措手不及，畢竟自己的電影裏也會有些時代背景，如今他也要重新剪接刪走有關內容。
「我嘅電影都唔係講呢啲嘢，我從來都唔覺得我電影有呢個問題，但現在好似無得估計，我哋都要作最壞打算，將兩部電影再剪過，不讓人有任何口實，連間接影射的都刪走了。」
「以前我嘅電影一定過得到，唔會相信有過唔到嘅可能，突然間唔同咗，一次唔批可能就永遠都唔批，落入咗個封殺名單。」
「以前唔覺得係問題，鬧下政府鬧下差人算得係咩啫，港產片十部有七部都係咁啦，大家可以講笑，存心抹黑又點啫，你唔可以被抹黑嘅咩，你可以詆毀我，我都可以詆毀你㗎啫，但現在是一啲都唔得，根本諗都唔使諗喎，已經唔係齣戲個立場問題，直情係將相關嘅嘢都刪走。」
「以前係有好清晰嘅規則，叫你去跟，畀我哋理解同接受，我唔認同係一回事，通常香港嘅電影已經自我審查到無可能過唔到，通常過唔到嘅都係我，所以我跟電檢人員已經很熟，但現在係新嘅時代、新嘅環境，無辦法了。」
他說過，藝術家就是要推動人類的界限，把那條線不斷推不斷拉，帶來改變。但這次，他承認自我審查，還要審查得很嚴苛，非常不好、不健康。但他擔心就算不刪不減，最終通過電檢， 政府日後也可秋後算帳，變相沒完沒了。他不想影響其他人，這是一份以往從未想像的壓力，從未在香港感受到的危險感。
「我覺得戇居，一定唔代表我哋進步，一定係我哋退步得好犀利，連一啲批評都接受唔到，點代表你係更加強大啦？」
「你可以錯判形勢，政府都可以錯、任何人都可以錯，但現在唔係錯喎，它係整蠱你，明知不好的東西都塞畀你，我們都好少遇到咁樣嘅社會。」
「我覺得係差唔多時候了。」
「香港好唔抵」
雲翔還有一個興趣，喜歡看網球。年僅25歲的澳洲女網球手Ashleigh Barty，目前世界排名第一，遠遠拋離排第二的球手，如日中天之際，今年3月突然宣布退休。就在那時候，雲翔敲問自己：「執着甚麼？人哋咁樣都可以放得低，我唔係連個25歲女仔都不如吧？」面對創作和發行遇上的樽頸，他覺得現在是一個停下來的好時機。
今年4月，他宣布完成最後一齣作品後，將會離開這個駐足40多年的城市，也為16年的電影創作生涯畫上句號。
「我很幸運，由我來香港到1997年，這18年是香港最好的時候。」
40年前，初來香港，他說對這個新世界充滿好奇、戰戰兢兢，「甚麼時候看香港都覺得好得意，是世界上太罕有的地方，可以中西交匯，共存得有趣、紊亂、不有序但又可行。但呢種情況一直地變，逐漸失去我們的光彩，變得單一，令細嘅嘢生存唔到，變成其他大都會咁。」
「97年後頭幾年都幾好，但呢10年大家有目共睹，我都唔想講，從城市競爭上，我哋失去競爭力，你看看新加坡、廣州幾厲害，點解會咁樣，就係因為我哋停步不前，我哋人才同資金走晒，睇住會覺得好唔抵，呢個地方唔使咁樣啫，但有時有啲嘢，現實就係咁樣話畀你聽，係咁㗎啦，take it or leave it，咁我就leave it。」
「我覺得香港唔需要，咁樣去限制固有嘅自由，覺得我哋會危害國家安全，根本就戇居，係少數人想達到步步高升嘅目的，屈咗我哋，原本我哋好地地嘅嘢不斷被改變，覺得好唔抵，最大的感覺是香港好唔抵。」
可能就是三衰六旺，之前太順利，如今香港要經歷這個低潮。
離開香港之前，他想拍一部電影，這次是關於香港的。「呢兩三年在這個特殊的情況下，人們如何活得更自由、更奔放、更反叛？部份是真實、想像或預言，我希望帶第一個訊息出來，無論在幾差的情況，你都要留返一個希望喺度。」
「既然係最後一部電影，我希望做啲以前無做過嘅事。」
